鲁迅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生命隐喻
导语：鲁迅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上，他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一种文学的方法表述自身关于文化、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思考。
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都出现一个“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其中的“我”既包含启蒙意味，又表现出生命的“荒原”、孤独之感。这样的叙述者不仅是鲁迅在理性上批判或同情的对象，他们更是人生存的孤独境界的隐喻。人们往往以一种理性的、启蒙的思维模式去思考这类叙述者的必要性和意味，从而得出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展现了鲁迅自我的矛盾思想与痛苦的精神状态，是鲁迅内心分裂的外化形象。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小说中“我”的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意味。作为个人，无论“我”在思想上与吕纬甫、魏连殳多么一致，情感上多么同情吕纬甫、魏连殳，但人既然是孤独存在的生命个体，就不可能与他人达到共在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完全参与他人的生命历程，从而，“我”与吕纬甫、魏连殳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和解与理解，“我”也无法对其他生命个体生出真正的同情之心。因此，从生命哲学的层面看，“我”的形象是一种生命孤独存在方式的隐喻。
一
鲁迅是一个内心极其矛盾之人：一方面，他对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抱有一种极其热烈而崇尚的态度，希望以理性主义之光唤起民众之觉悟，推动社会之进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对世态、人生有着深刻体验，他又有着怀疑理性、怀疑启蒙主义的悲观看法。从而，《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我”和吕纬甫、魏连殳构成了鲁迅理性乐观和感伤绝望这两种心理状态的映射。因而，从这层意味上看，“我”这样一个叙述者的出现是为了表现同吕纬甫、魏连殳的矛盾纠葛关系以反映鲁迅的`自我矛盾。
《在酒楼上》中，“我”看似代表着一种光明的、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细细品读，我们分明可以看出吕纬甫的人生选择带给“我”的一种恐惧与挣扎。在吕纬甫叙事的过程中，“我”几乎一言不发，唯有默默地听着，随着故事的气氛愈来愈沉重，“我”的自我审视也就愈来愈严厉，乃至于当最后终于和吕纬甫分离，没有了精神的压力之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而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关于孩童本来“全是天真”还是早有 “坏苗”的对话背后，隐藏了当时鲁迅内心深处的冲突：一方面是对青年的期望，一方面是对青年将来也成了恶人的担忧;一方面是对进化论的笃信与热情，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陷入对于人性、对于历史的悲观认识。从而，“我”和吕、魏二人一起，展现了鲁迅的矛盾的主观态度和哲学见解，呈现了作家复杂的心理结构。
二
“我”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进行上述理解。然而，我们对于“我”形象的解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鲁迅作为一个受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很大影响的作家，理应赋予“我”以生命哲学的象征意义。
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提倡生命自由，将个体生命在道德上赋予无上地位，竭力将个人与群体、他人划开界限。人的行动受生命的激情、意志所支配，道德、理性成为后天的、强制人们所接受的而非先天的、人们有义务接受的标准。生命哲学将以往存在的世界理性本质所打破，创立个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上帝死了”，所以，“人就要为他生活着的一切所负责，为生于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人既然以抛弃世界普遍的理性价值为代价获取自由，那么，人便只能成为孤独的个体。海德格尔甚至认为，只有人经历了苦闷意识的震动，人才可能意识到自我。这种自我的发现方式决定了忧郁、孤独、绝望的“孤独个体”的存在状态才是最真实的“存在”状态。个人在创造自我过程中就注定了生命孤独、绝望的存在方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