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杂文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引导语：陶元庆为鲁迅设计了哪些封面?下面就是一篇相关文章《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后收录于《而已集》杂文集，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
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法国长度单位Metre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陶元庆为鲁迅设计了多少封面?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鲁迅“抱歉而感激地”向陶元庆“一批一批地索画”，催生了《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等具有现代文艺理念和美术观念的封面设计，使新文学著作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与旧文学截然分野，而陶元庆本人，也因此在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学中位置独特而醒目。
陶元庆，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在上海的报馆工作时，陶元庆结识了康有为的弟子、报业家狄楚青，饱览狄的家藏、有正书局的古代名画以及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图案，后来又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向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学习西洋画。陶元庆对中国传统绘画、东方图案画和西洋绘画都广泛涉猎，有着不俗的见识和修养，这为其从事书籍装帧艺术奠定了美学基础。
1924年12月3日，陶元庆经许钦文介绍与鲁迅相识，此后与鲁迅过从甚密。据不完全统计，是年至陶元庆逝世的1929年，陶共访鲁迅35次，其中2次未遇。鲁迅与陶元庆之间也有七番书信往返，内容均与新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有关。可以说，陶元庆在新文学书籍封面设计上所作的成绩，离不开鲁迅的鼓励与支持。
1925年3月18日～19日，陶元庆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西洋绘画个人展，共展出水彩画等二三十幅。鲁迅为这次展览写了序言，文中称:“在那黯然埋藏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彩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精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故有的东方情调，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1927年，鲁迅又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中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正是由于对陶元庆美术作品的首肯，鲁迅于是力邀陶元庆为新文学书籍作封面设计。
陶元庆为鲁迅所作的第一幅封面，是鲁迅翻译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许钦文这样记述:“在这以前我已和鲁迅先生谈起过，有这样一位画家和我同住在绍兴县馆里，画了许多北京的景物，老是搁在房间里。鲁迅先生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正在排印，就叫我请他画一个封面。不久《苦闷的象征》书面完成，鲁迅先生看得很满意。原画多色，鲜明、强烈，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
陶元庆在设计《苦闷的象征》封面时，根据作品的内容，用夸张、变形、象征等艺术手法，在红、黑、灰线条相交织的图案中画了一个抽象的裸女，披着长长的黑发。她的脚趾夹着一种叫镗钗的尖刃，并用温柔的舌去舐那染了鲜血的镗钗，悒郁的线条藏着无尽的悲哀，表现了一种生命力受到压抑之后的挣扎与战斗。此封面也是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的处女作。
从这幅封面画开始，鲁迅便“一批一批地”向陶元庆索要封面画，既为自己的著作索要，又为朋友的著作和刊物索要。1926年10月29日，鲁迅以惴惴然的心情致信陶元庆，一口气开列了四幅封面画，分别是淦女士的小说集、李霁野译安特莱夫戏剧《黑假面人》、鲁迅杂文集《坟》以及董秋芳译俄国小说《争自由的波浪》，并说，“一开就是这么多，实在连自己也觉得太多了”。在此之前，陶元庆还为鲁迅作了一幅肖像画，此像为木炭笔所画，十分传神，流传甚广。鲁迅见了画像后说:“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同时又去信诚恳地询问该如何悬挂:“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陶元庆对鲁迅索求的封面画几乎有求必应，先后完成了《唐宋传奇集》、《彷徨》、《坟》、《朝花夕拾》等封面画。特别是《彷徨》一书的封面设计尤见功力，独具匠心。
《彷徨》是鲁迅写于1924～1925年之间的小说集，多写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闷。陶元庆在封面设计上，底色铺满橘红色，三个并列的单色人物坐在一起看落日，预感到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但是缺乏果敢决心，依然坐着不动，有彷徨徘徊之意。封面上下有两条横线，上阔下狭，有中国书籍的版式特点。书名及作者名，用铅字排在右上，笔法富有金石气。此封面画线条粗犷，块面分割鲜明，木刻画风味浓郁。1926年10月29日，鲁迅在致陶元庆的信中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版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同年11月22日，他在致陶元庆的信上又说，一位研究美学的德国人看了这帧《彷徨》的封面画，也加以称赞。
除《彷徨》之外，陶元庆还设计了如下封面:《坟》的封面色调低沉、肃穆，饱含着死亡的气息。此书的扉页是一只猫头鹰站在方形的墓志边上，是鲁迅自己画的。《工人绥惠略夫》原在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满版装饰黑线、火炬、书、葡萄藤、安琪儿、花带等，非常繁琐，1927年改《未名从刊》由北新书局出版时，换用了陶元庆的封面，面目为之一新。封面上部的矩形装饰，是用如汉画的动作很大的人物侧影及斧、锯等工具构成，形式虽为传统的汉画，但很有新意，用意在于表现工人的特点。另外，在《朝花夕拾》的封面上，以亭园草木衬以古装仕女，寥寥数笔勾画出了颇有中国风味的景色。此书封面图案精巧，神灵飞扬，赫然有宋词之风。
书籍装帧设计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且因人而异地表现出不同的美学品貌。鲁迅的设计常用中国的石刻，马蒂斯的设计常用线描和剪纸，司徒乔的设计常用速写，陈之佛的设计常用图案，而陶元庆的设计则常用装饰变形的人物，并博采广纳，融国画、西画、图案于一炉，既有自己民族的概括简练的浑厚气质，又吸收了西方几何形体结构的装饰风格，在崇尚形式美感之余，又以气韵为上。纵观陶氏之画，色彩平淡，线条简洁，常有出格破规之笔，且设计寓意比较抽象，据说有人要求在他的画上加点说明，他总是这样回答:“如果看得懂说明，他也就看得懂了画，如果看不懂画，加了说明仍然不会看懂的。”所以他始终不肯加说明。他在作画疲倦以后常说:“真的艺术品，的确是一口一口的鲜血的结晶;有着天才的画家，真诚地一口一口地尽力吐出鲜血来，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品。”
陶元庆同时代的艺术家对陶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如陈抱一在1929年《回忆陶元庆君》中说:“陶君的作品……富装饰感……看他的作品全体的气概的特象，与其说是健重的、丰丽的，宁说是柔弱的、阴沉的。但所谓柔弱阴沉，在他的作品上决非不好的意味，因为那确是纯真的根据，他自己本能的观感所表现的缘故。”钟敬文在1929年《陶元庆先生》中说:“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鲁迅也曾在《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评论陶元庆的画作说，陶元庆的绘画“内外两面都和世界和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去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天妒英才，1929年8月6日，陶元庆因心脏衰竭英年早逝，年仅37岁。陶元庆的逝世是刚刚发轫的中国新文学书籍装帧艺术界的重大损失，同样也是中国新文学的重大损失。鲁迅对陶的逝世深感悲痛，并从自己的稿酬中捐出300元，托许钦文在杭州西湖畔买了三分多地，为陶元庆置办了坟园——元庆园，且将陶元庆所创作的部分封面画托人携至杭州交许钦文陈列在元庆园。陶元庆逝世后三年，鲁迅在《陶元庆的出品》一书中题曰:“此璇卿(即元庆)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