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回忆
摘录
周君来的时候是中日战争之后，又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的是，当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做猪头三。在有这恶骂风气的时候，所以同级生之中也有这样的一群，动不动就对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
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姓野坂的先生教过汉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说里和友人之间把我当作恩师谈着，我要是早读到该有多好啊!既然他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早通了音信，他本人也该多么喜欢啊!
(摘自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先生的侄子藤野恒三郎说)40年前，也就是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一位记者拿来了一张鲁迅逝世时的照片给我叔父严九郎看。这时，我叔父才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当时，严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提笔写了“谨忆周树人君”，由此可见，藤野严九郎对鲁迅的敬慕之情多么深切! (摘自《心随东棹忆华年》，1976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谨忆周树人君》全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材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当时的纪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纪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不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我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有和周君一起照过相。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的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它当成异己。
少年时我向福井藩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呀。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无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