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经历对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影响
王维、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经过他们二人的创作努力，山水田园诗成为盛唐诗坛的一朵奇葩，充实了唐诗的艺苑。但由于二人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的山水田园诗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王维、孟浩然生活经历的不同
(一)王维――从士大夫到居士
早岁的王维本有济世抱负，向往“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的开明政治，但步入仕途不久便屡遭挫折，加之李林甫当道后社会政治异常黑暗，他既不肯同流合污，出于种种原因又要忍为官事，宦海沉浮不定。除政治的苦闷外，王维三十一岁妻亡，不再娶亦无子女，孑然一身，孤居一室。然而给他最大打击的是遭遇安史之乱，由于位显才高，被安禄山挟持，被迫任伪职。政治、生活和精神上倍受折磨与煎熬，越发促使他投入佛学禅宗的怀抱，藉此来寻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归宿。他晚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对官场采取了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过上了亦官亦隐的生活，长期隐居辋川别业。在京时“以玄谈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可以说王维的遁世隐居是从心灵上的一种彻底的归隐，对王维而言更重要的是隐逸的情趣，而不是方式，得鱼而忘筌岂不是潇洒的人生态度?
魏晋时期就有“朝隐”之风，所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意即只要内心清静超脱，即便身居朝廷，位列高官，依然可称之为隐士。王维虽然身居辋川，但并不是与官场彻底决绝，他还在享受着俸禄，可见他既厌恶官场又割不断与官场的联系。其内心深处依旧承认朝廷的权威的，只不过他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表面上看他亦官亦隐的生活似乎有些拖泥带水，而实际上他的“心灵归隐”似乎比孟浩然来得更纯粹和干脆，他已寂灭了入世之念，所以他的诗更显得平和、宁静。
(二)孟浩然---由假隐士到真隐士
孟浩然，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孟浩然归隐鹿门山，修身养性，苦练文章，灌蔬艺竹，韬光养晦，不露锋芒。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对孟浩然淡泊名利，自放于山水之间的生活态度给予由衷的赞美。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他希望有朝一日飞黄腾达，经国济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他的《书怀贻京邑同好》就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仕途的热望以及期待朋友们援引的心情。同样在《临洞庭上张丞相》也流露出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作者写此诗呈给当时丞相张九龄，想求得他的赏识和提拔，措辞得体而不露攀附痕迹，委婉地向张丞相倾诉衷肠，抒写自己因为无官位而不能施展抱负的淡淡忧愁，表露求仕之心。
孟浩然是典型的隐士，这不仅仅是指他大半生都隐逸山林，还因为他身上带有中国隐士的典型气质，即隐逸之中不改事功之心。或者说他的情感始终纠缠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之中。孟浩然的隐是以退为进，在归隐中寻找一展才略救世济民的机会。此一时期，他的诗所表现的最突出的情感心理特征就是在清朗疏俊、淡雅柔美的诗歌意境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抹不去的躁动、伤感与反复。
孟浩然身上带着儒家文化最显著的入世情怀，又交织了释道中的澹泊明净，清淡无求，以温和之态交融三者，相济相补，而又并未走向任何一端。他后期成了真正的隐士，知命达观，淡漠功名富贵，清高孤傲，耿介正直，不慕荣华，不趋权势。他没有杜甫始终如一的“社会我”追求，也没有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张扬，亦没有王维顿悟体禅的宁和平静，融化在孟诗中的就是平淡、自然夹杂些许不平之气和个性表现。他只是从山水田园的自然风光中，从诗词歌赋、交友清谈，饮酒品茶中，从沉思默想、著书立说中寻觅人生的价值和乐趣。
王维孟浩然诗风的不同
由于王孟二人生活经历、气质、性格、才情等的不同，他们的诗中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和基本特色也有所不同。
(一)王维更钟情于佛性山水，孟浩然更热爱日常世俗生活。
宋代的李之仪曾讲“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居士前集与李去言》)要想打得过，就得让宗教体验转入艺术体验。王维应该是一个“打得过者”，他之所以超过他人一筹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誉的诗人关键在于他的诗作中，既没有教义、宗旨的说教，更没有佛禅术语，但却充满了灵动之禅境与禅趣。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内篇》中说：“太白五绝，自是天仙语，右丞却入禅宗。”清代的徐增在《而庵诗话》中则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可见王维在佛学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艺术家兼佛教徒两重身份在王维身上是合二为一的东西，他既精通佛理，又有艺术家兼诗人的对美的敏锐的感受能力及巧妙的表达能力。王维一生喜爱山水，崇尚自然。山水田园风光是王维欣赏的客体，它能使诗人体验到自然美的多姿多彩，获得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同时佛家又讲寂静山林是“第一修为处”，是“第一空寂去处”，所以幽静的山林田园在王维眼中就成了“山水美景与宗教环境”合二为一的所在，徜徉其间，诗人既寄情山水，又可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体悟禅理，倾心奉佛。王维隐居后所写的山水田园诗多表现佛性山水的恬静之美。王维诗中所写的景物往往是他以禅入诗的契机。他看待世间风物往往带着佛家的“禅意”眼光，凝神关注自然万物的动静声息，参悟不可言喻的内在精神及生命的轮换更替，显示出空灵敏锐的智慧。自然山水净化着诗人的心灵，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观照自然、体味禅理、安放身心以及大自然的亲和爱抚的过程中，诗人返境观心，意会体悟，而且很自然地将宗教情感转为一种物我相融的动人诗情。他的诗大多不直接出现人物，写的只是自然景物。我们感受到的诗人是置身于景物外的旁观者，他好像独坐景外，看景中花开花落，发出会心的微笑，独悟其中真谛。不见禅语而禅意惊人，王维被称为“诗佛”可见一斑。
王维是以禅入诗，孟浩然却即兴而发。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世俗的生活，如陶渊明一般，写与农人的交往、写乡村的景色，吐露生活气息，“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我们可以在诗中看到诗人直接地出现，透露出浓郁淳朴的日常生活气息。如《过故人庄》，用口头语，写眼前景，说凡人情，境界清新怡然。一种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跃然纸上，一种醇厚的情味沁人心脾。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诗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一分子，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对山水田园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景与人浑然一体的境界呈现出超凡脱俗的品格，表现自身的隐逸身份。 (二)孟诗审美情趣“清而旷”，语言自然平淡;王诗审美情趣“清而秀”，诗中有画。
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4中曾以“清而旷”和“清而秀”来比较孟浩然和王维的诗风。“清”主要指王孟之诗清新朴素，一洗六朝以来的浮靡铅华之气，诗作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回归自然的生活态度和闲适静寂的审美情趣，所写山水田园诗充盈着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与世无争的桃源理想。“旷”主要指诗旷达古朴，用笔简约、淡雅、多空白处，意境开阔且想象空间辽远。“秀”则指诗精致典雅，工整丰润，点点滴滴，透视全面。
从孟浩然的生平我们看出他一生经历比较单纯，基本上都是隐居或在山水间游历。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到孟浩然，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孟浩然诗中情与景的关系，彼此衬托而又常常达到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剔除了不协调不必要的拖沓的成分，从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他往往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直观的感受，自然平淡、通俗浅白，看似不经意，但又具有超妙自得之趣。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他冲淡了，平均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指孟浩然的诗歌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很高的艺术功力。
王维有多方面的艺术审美才能，素养深厚。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书、画、乐和禅法皆精。所以他的诗作往往不自觉地运用其他各种艺术的表现技巧，使诗情、画意、乐感与禅趣融为一体。尤其突出的是他的“诗中有画”。他把诗画的审美感觉经验相互打通、贯通，以诗的气韵作画，画便有了周流回转之美;以画的构图、色彩、线条、明暗对比作诗，诗便有了空间色彩之美。
王维在声律美上的感觉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史鉴类编》说：“王维之作，如上林春晓，芳树微烘，白啭流莺，宫商迭奏……真所谓有声画也。”其五言古体《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在声律美上的成就被《声律四谱图说》称为“无一复调，凡古今体平仄韵正拗各格起承粘对之法，转换变化之妙，俱尽于此”，可谓五言古体声律美之楷模。王维著名的《送元二使安西》被谱为《阳关三叠》;唐代著名歌手李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
王维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在他的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体现，这也难怪殷�在《河岳英灵集》中称王维的诗能“着壁成绘”而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更是明确地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了。
自陶渊明始，中国诗史上出现了田园诗;自谢灵运始，山水诗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历史发展到盛唐山水田园汇集交融出现于王维、孟浩然的诗中，形成盛唐诗坛上一大流派。不同的人生遭遇、思想观念使王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呈现不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采，再次丰富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经验和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