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与《木兰诗》
摘要:《木兰诗》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木兰是一位深受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汉家女子,其所蕴含的传奇美质与文化特色,使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关键词:文化融合;木兰
关于历史上的民族交流与融合,马克思曾提出一条极为经典的规律性断语:“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就中华民族而言,无论是隔江对峙的南北朝,还是曾经一统天下的的元朝和清朝,都不可避免的最终皈依和接受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称为“汉化”,这恐怕是中国历史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主旋律。但同时,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及汉族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同样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史家惯常习用的“胡化”。这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尤为突出。魏晋易代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继匈奴衰败之后又相继崛起了鲜卑、突厥、羯、氐、羌、柔然等少数民族,割据中原,划片为政,逐步建立政权,成为统治民族,最混乱时称为“五胡十六国”,而统治北方较为时间长久的和区域广阔的要算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而不论何族所建,历时多久,区域多大,应当说都是民族杂糅共融共生的状态,而绝不可能是一族所建,一族所居,一族所有。因此,北朝多种民族杂糅共存,多种文化交流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局面,才是草原叙事诗的巅峰之作《木兰诗》产生的基石,才是它蕴藏丰富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源泉,也是分析解读《木兰诗》的钥匙。
《木兰诗》这一古代奇诗的产生年代和作者至今众说纷纭。南朝陈时人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最早记录了《木兰诗》的诗名,但无具体作品;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将其列入《梁鼓角横吹曲》类,但并没有明确其时间属性,只笼统地说其为“古辞”;《古文苑》、《文苑英华》等文集将其作为唐人的诗作;清人沈德潜编选《古诗源》收录《木兰辞》时的观点更为矛盾,一方面认为《木兰诗》“断以梁人作为允”,是“梁诗”,另一方面又认定《木兰诗》“乃北音也”,“北音铿锵,钲铙竞奏,《企喻歌》、《折杨柳歌辞》、《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古诗源・例言》)余冠英编著的《乐府诗选》将其收录为北朝乐府民歌类。现在基本上沿用了余冠英《乐府诗选》的观点。但是沈德潜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阐明了《木兰诗》确为一首反映了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显示了多元美学价值的长诗, 应将其放入到北朝这个特殊的“汉化”、“胡化”并存的文化大背景下去认识。
通常诸种文学史和赏析《木兰诗》的作品,都把木兰当作一位具有明显汉化特征的鲜卑族奇女子形象。而我以为,如果将木兰归列为游牧民族的话,无疑就消减了花木兰这个受到历代人民喜爱的女子的份量和价值,特别是与北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冲突、交融最为激烈和紧密的事实不相切合。我们知道,北朝特别是北魏民族杂糅融合的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很难分清是汉人还是鲜卑人。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必要确指木兰为哪一族人,她只是浸润在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多元文化形态交融时期的一个在认识上有悖规常,行为上超凡出奇的北方的奇女子而已。然而,如果不将木兰的民族属性归类的话,似乎很难细致分析她的英雄传奇人生的`美学内涵,因此,我认为不如将她定性为一个生长在胡汉共居地区,身受多种民族文化影响,具有高尚爱国主义情操,渴望和平安宁幸福生活,讲求自我人生价值实现的汉家奇女子形象。这样归类的原因有:花木兰之所以成为世代相赞的英雄,并不是她有如刘兰芝那样的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以死殉情,也不像秦罗敷那样容貌倾国倾城,智慧超群,而是她面临家中无人出丁、老父年迈体衰的人生窘境,为父分忧。这样代父奔波、替父解难的孝道观念就成为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唯一也是主要的心理动机,而这也恰恰是后世百姓最为击节赞赏之处,体现了汉民族道德价值的核心内容―孝道。而受匈奴文化影响甚重的北朝少数民族,此时还盛行着“贵壮贱老”的习俗,很难产生替父出征的传奇故事。同时, 花木兰功成名就,不愿接受朝廷的封赏,回归故里,这依然是汉民族孝道观念在发生着作用,在没有明确人生归属之时,依亲父母,侍养家人,是封建社会女子的唯一出路。倘若为鲜卑女子,理应应诏入朝,引领军队。因为在匈奴作战过程中,确实出现过阏氏作为主帅统领女作男装,“负甲以戎”的女兵作战的史实,史籍中也有记载。更何况《木兰诗》中有“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样汉家女子极为传统的“女工”之习以及梳装打扮极为细腻完整的生动描写。由此,将她的族姓生拉硬扯归之为某种少数民族,只能弱化这位奇特女子的价值内涵。
《木兰诗》作为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素质的叙事诗,它所体现北方游牧民族所共同崇爱赞同的浓郁的尚武精神、豪壮品格、报国志气、健壮体魄,以及依稀展示的渴求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种种思想倾向,特别是其间还鲜明地显示了汉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诗苑奇葩。张萌嘉《古诗赏析》称:“木兰千古奇人,此诗亦千古杰作,《焦仲卿妻》后,罕有其俦。”所以将《木兰诗》这首杰出的北朝民歌置于草原诗篇的行列,应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草原之音的《木兰诗》是古代草原文学宝库中第一首民间叙事诗,共62 句,其“事奇诗奇”(清沈德潜语),写北朝奇女子为父出军,征战十载,行程万里,刀光剑影,拒赏还乡,重梳红妆的奇特经历,不论从内容的刚健有力、催人向上,风格的壮美豪纵,还是艺术结构上的严谨别致,语气的轻快爽利,都将草原诗歌的艺术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首先,《木兰诗》重新审视了战争题材对于草原文学创作的价值意义,改变了以往草原诗歌展示战争侧重于创伤、灾难、残酷、痛苦的基本格局,将诗歌主人公由战争中被动、受难的状态,提升到自觉、主动的地位。以木兰是战争的主动参与者的角度,倾情注笔于普通百姓为了家乡的和平安宁,不畏牺牲,不惧艰难,主动请战,报效国家的英雄主义行为,这就将社会民众对于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积极追求引入草原诗歌,从而真正从本质上还原了草原诗歌雄壮有力、粗豪刚健的美学本色,为后代草原英雄主义文学的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
其次,《木兰诗》精雕细刻地展示了奇女子花木兰的艺术美。她一方面具有着普通女子普遍共有的青春爱美,勤于女工,爱恋父母的惯常心理,让人顿觉亲切逼人,;另一方面她又超越寻常百姓,敢于以自己弱小柔婉之肩挑起捍卫家乡、国家安宁的重任,建立了不世之功业。这就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美的想象、美的启迪。她不仅流淌着汉族女子的血脉,更闪现着北方游牧民族刚健、勇武、豪壮的民族精神的神奇异彩,这就使她具备了多样的人文特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一个花木兰,积淀着文学符号化的审美效应。
最后,《木兰诗》体现出鲜明的民间创作和文人润饰加工相结合的特点,这恐怕是草原诗歌诞生以来的第一次。第一,《木兰诗》选择性地吸收了北朝民歌的精华所在,并创造性地为己所用,如《木兰诗》开始八句“唧唧复唧唧,……女亦无所忆,”就与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中的“敕敕何力力,……今年无消息”的句子极其相似,但内涵和境界却迥然不同。前者宏壮中蕴含低吟,透视着欲从军建功所产生的焦虑和内心斗争的激烈,后者情绪哀婉,关注的是婚嫁的前途和个人命运,但都朗朗上口,自然流畅。第二,文人之笔的渗透。《木兰诗》流传于文风极盛的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来临之后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文人自觉地以艺术美介入到民歌的改造与创作中,如《木兰诗》中高度凝练、对仗工整 、结构严谨的关于十年征战的描写:“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从时空两个角度着笔,极富概括地写木兰转战千里,沙场纵横,经历艰险,豪情洋溢的传奇战斗经历,显然是文人兴到称羡之笔,与其他首尾连缀,口语化、对话式的笔迹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清乔亿《剑溪诗话》说:“无名氏之《木兰诗》,虽词意高古,而波澜渐阔,肇有唐风矣。”由于《木兰诗》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它才成为草原诗史上的一颗明珠,闪烁夺目的光芒。
参考文献:
[1]牛森主编.《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三辑〔Z〕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2]《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北师大出版社。
[3]乔亿《剑溪诗话》(M)∥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