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乐亭记创作背景 欧阳修

孙小飞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犹愤愤不平地辩解:“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阁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实乃“尝列谏坦,论议多及于贵权”,因之“若臣身不翻,则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倒也悠闲自在。在这里,清山绿水涤除他心头的烦恼,大自然触发了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丰富的感情。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由于他把“与民同乐”看成是“刺史之事也”,虽然是“载评流徙”,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原文:

  丰乐亭记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远。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皇甫辉、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辉、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也,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

  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焉。

  评析:

  本文名为“记丰乐亭”,实际上作者却用了较多的篇幅,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了当时的“太平盛世”。尽管北宋前期的局势还远远比不上以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但从结束了唐末开始形成的`战乱纷争的割据局面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者虽把这种安定局势的形成归功于“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但是,他能同情并讴歌滁州百姓的“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的安闲生活,确实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本文是在欧阳修被贬后写出的。当他在宦海失意,地位一落千丈时,还能处之泰然,从中可以看到他的胸襟是何等开阔!

  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作者用了简练的语言概括出“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在第三段中,作者描绘游客们在一年四季中的不同感受时,只用了“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寥寥十五个字,其用字之节省真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看后面的《醉翁亭记》,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

  此外,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身为地方长官,能在百忙中“与滁人往游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正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爱民思想。其主要政治思想体现在“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