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原弊原文及翻译
原文：
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薄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国家罢兵， 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虽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选自《欧阳文忠公集》，有删改）
译文：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也是国家制订统治措施的起源。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不曾敢轻视疏忽，但是如今当官的不是这样，只是处理公文、办理政务罢了。听见有人说起农业之事，就相互笑他说：（这是）低贱的事情。他们知道通过赋税将农业物资移用到自己身上是紧急的事情，不懂得致力于农业是首先要考虑的，这是没有弄清统治措施的根本啊。懂得致力于农业而不懂得节约用度来爱护农民，这是没有尽到致力于农业的办法啊。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统治者和百姓相互移用来互相补充。处于下位的百姓尽力很勤勉，处于上位的统治者使用物资有节制，百姓不保留自己的气力，国家不过分浪费，统治者爱护他们的百姓，百姓提供物资给统治者，使得上下都不相困扰。一位男子的力气（官府）督促他一定要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一天的用度（官府）约束他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收入，一年种出的庄稼供给官府和百姓，食物都从这里面出来，因而常常有富余的，所以三年便能余下一年的储备。现在却不是这样，耕种的人不再督责尽力耕种，消费者不再更具收入确定支出。农民一年耕种打下的粮食供给官府才刚刚够，而农民自己的食物却不超过几个月。严重的，收获的事情刚刚结束，农民只能将簸出来的糠麸或秕稗作为食物，或者采摘橡树的种子、存储菜根来勉强度过冬春的饥荒时节。如果遭受不幸遇到水灾旱灾，就会纷纷倒下成为饿殍。这样的情况很是可悲可叹啊！
国家停止用兵已经33年了，士兵中那些身经百战的人有的老的`老死的死现在几乎都没有了，而后来当兵的人不曾听见过战鼓。懂得战阵。生活在没有战事的时代而衣食不缺，那情势不能不骄傲懒惰。现在士兵进入兵营，不自己抱着自己东西而让别人抱着；禁兵领取粮食，不自己挑着而雇人挑着。他们的骄纵懒惰就是这样，又怎么愿意冒着辛苦而参加战斗呢？如果能让士兵能承受辛苦而能够战斗，即使损耗农民的利益，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奈何他们只有当兵的虚名，而实际上是一群骄纵懒惰的无用之人啊。
古代大凡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都在田间劳作，农闲的时候就将作战的技能教给他们，现在却完全不同，一旦遇到灾年，那么各州郡的冠岩就用尺子度量百姓中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招他们去做禁兵，稍差一点低于尺度且稍微有些瘦弱的，登记在册作为厢兵。官员招人多的有赏赐，而百姓正处于穷困之时争相投军。所以，一遇上凶年荒灾，那么留在田地的，只有老弱之人了。而官方这时也说：如果不将他们收留当兵，那么恐怕就会做强盗。唉！只是知道他们某段时间不做强盗，却不知道他们一生骄纵兰度而窃取食物啊。古代那些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承担种田的工作，而年老体弱的游玩；现在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游玩，而老弱之人却留守在田地间。为什么相反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呢？然而百姓在田间尽力耕作的，有时不免于吃猪狗之食，而一旦离开田地做僧人或士兵，就终身安乐舒适而享有丰美的食物，那么种田的农民不能不一天天减少啊。所以说有引诱农民离开田地的弊端，说得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之供给，未尝阙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今固尽有向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三代者。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
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尽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
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
译文：
管子说：仓库充实了，人们就会讲究礼节。因此耕田种地，生产粮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古代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敢忽视这一点的，但是当今的官吏们却不是这样，听到谈农业的事便互相嘲笑说粗俗，只知道收缴赋税支配使用是不可延误的急事，却不知道从事农业生产是首要的大事的人，那是不懂的治理国家的主持本末，懂得致力于农业，但不懂得节约用度来体恤农民，这是没有彻底懂得致力于农业的方法。
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共同付出努力来互相补充。出体力的下层百姓很勤勉，使用物资的上层统治者有节制，百姓不保留自己的气力，国家不过分耗费，统治者爱护他们的百姓，百姓提供物资给统治者，使（上下）都不相困扰。每一个劳动力都督促自己一定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官府）节制每一天的用度，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收入。一年种出的庄稼供给官府和百姓，食物都从这里面出来，而且常常有富余的，所以三年便能富余出一年的储备。现在却不是这样，种田的人，不再督促自己尽力；消费的人，不再计算他的支出和收入。一年耕种的粮食供给官府才刚刚够，而农民的食物却支撑不过几个月。严重的，收获的劳作刚刚结束，农民就只能将簸出来的糠麸或秕稗作为食物，或者采摘橡树的种子、存储菜根来勉强度过冬春的饥荒时节。如果不幸一旦遇到水灾旱灾，就会饿死倒下互相堆积成为尸首。这种情况很是可悲可叹啊！
夏、商、周三代治理国家，公卿士庶的俸禄，兵器，甲胄，车牛等军用物品，祭祀宗庙鬼神的供品都没有短缺，这都是由农民供应的，但是当时农民所耕的土地，不过是今天全国的田地，今天虽然完全拥有先前的土地，官俸，军用，祭祀等制度也没有超过三代。过去，下懂务农，上懂节用。当今却让不勤奋耕种的农民供给不知节制的用度，非但不鼓励农民勤于耕植，还以种种弊端去损害农民。
古代大凡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都在田间劳作，农闲的时候就将作战的技能教给他们，现在却完全不同，一旦遇到灾年，于是各州郡的官吏就用尺子度量挑选百姓中身材高大身体健壮的人，招他们去当禁兵。官员招人多的有赏赐，而百姓正处于穷困之时争相投军。所以，一遇上凶年荒灾，那么留在田地的，只有老弱之人了。
古代根据人口分配田地家庭充裕，人民富足，井田制度废除后，兼并土地的风气才盛行起来，现在大田地达到一百顷的，就会有十家佃农，他们中间使用主人的牛，自己出力耕种，或使用自己牛种的主人的田从中分成的，不过十余家，其余的需交付租金，且从外地迁移来的人叫做浮客，这几十家人从来都不是富裕而有积蓄的人家，一年中还要备办春秋两季的神社及婚丧嫁娶等事，假如不幸遇上荒年和政府的差役，正遇上他们穷困的时候，便只好向主人借债，而在以后偿还的时候利息不是两倍就是三倍，留出种子以及上交赋税的剩余，所分给相应人的物品是日常食物的三倍的价值，他们的全部所得有时用来还债都不够。
百姓有幸不受别人的役使，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种，从两顷到一顷，都按等级登记在官府的簿籍中。而官府的差役，多的为大役，少的为小役，至于承担不起的人，只好贱价卖掉他的田地，或外出逃亡。
实行井田制，抽取十分之一税法的方法不可能在今天重新实行，今天不如根据民众的生产能力而作出规定，目的在于使下层人民能够努力生产，没有侵害他们的各种弊端，上级的官员能够体谅民众的生产能力节制费用，这样民众与国家才有希望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