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作者是谁?
白居易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
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
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和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诗前的小序介绍了长诗所述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琵琶女其人，和作者写作此诗的缘起，实际上它已经简单地概括了后面长诗的基本内容。
内容考证
关于司马青衫的考证现说法有三
1、自谦说
江州司马官位为五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官阶是五品：“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唐代官服有‘五品浅绯’一说，故白居易实为“红衫”，用青衫只是为突出自己的位卑。
(现中学课本均用此种说法解释)
2、官卑说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引用清人笔记，认为白居易当时的官阶是将侍郎，从九品，所以服青衫，即唐朝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
3、便服说
根据《新唐书·车服志》“上得兼下，下不得拟上”可知，唐代官员官服颜色并非固定，上级官员可以身着下级的颜色。故诗人在浔阳江头的时候很有可能未着官服，身上衣衫正好为青色。
后世影响
《琵琶行》与《长恨歌》有所不同的是，这首诗由历史题材转到了现实题材，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为有切身体验，所以感情就来得特别深挚，因为是在贬所月夜的江面巧遇琵琶女，所以诗情就来得特别的哀婉、苍凉。诚如《唐宋诗醇》所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在表现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
如“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都十分贴切地表现了弹奏者既因羞涩又因难言之痛而不愿见人的情态;从“转轴拨弦三两声”到“低眉信手续续弹”，以逐层递进的动作描写，来展示人物进入角色、开始回味往事时的神情和心绪，非常形象、逼真。
至于其中对琵琶乐声的一段描写，更是精彩之至，诗人连续使用急雨、私语、珠落玉盘、花下莺鸣、冰下流泉、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一系列精妙的比喻，把乐声从急骤到轻微，从流利、清脆到幽咽、滞涩，再到突然激扬的过程极形象地摹写出来，而随着乐声的抑扬起伏，弹奏者动荡变化的感情也溢出行墨之外。更显出其描写的细腻、真切、自然流畅和情感的潜流暗转、突放突收而独具特色。在曲子接近终结时，作者这样写道：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琵琶行》在一声“裂帛”般的音响之后，一切都归于静寂，唯有秋月映照江心。置身斯时斯境，同怀天涯沦落之感的作者与弹者心境如何，不难想见;而由此刹那间宁静所构成的音响空白，也给读者留下了涵咏回味的广阔空间。虽然琵琶的琴声停止了，但是，那种感触却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