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典散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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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忖：要不要给父亲打个电话，要不要呢?
父亲一定是不在家的。他这时也许正站在5楼或者8楼的脚手架上奋力扔上了又一块砖，擦一擦汗的工夫，就被人拼命地吆喝。十几年了，人也上了50，不知道他，还受不受得了。
但父亲是心甘情愿又志得意满的，至少他每次与我说话都在努力表达这样的意思。而我，越发地不安。
我今年22岁了，父亲52。我4岁时母亲改嫁他乡，父亲和我磕磕绊绊地活着。多少年了，数也数不清楚，那些漫长的日子怎么可以用一个数字说过来呢?
父亲的智商比一般人要低一点，生活简单得像几条纵横的网格。很早的时候，别人扔掉一架破木车，他捡回来，敲敲打打，然后拖着上路了，沿途把别人扔下的酒瓶废铁等破东西捡上车拖回家。时间久了，乡邻们也把不要了的东西放到他车上。我整天埋在那一堆破烂里翻翻拣拣，穷人的孩子，六七岁就当了家。
冬天来的时候，我放钱的纸盒子已经有了沉甸甸的满足。这年过年，我们吃了鱼和肉。一个8岁的女孩子，把年夜饭看了又看，从心底里微笑着叮嘱自己记住那一刻庞大的快乐，所以，一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也忘不了当时满满的幸福。
父亲种的瓜菜都新鲜水嫩，我们两个人吃得很少，我就把大部分放到父亲的小推车上。乡里乡亲的嫂子大娘谁要就从上面拿走，回去包顿饺子或者做顿汤面，也不说谢，偶尔记得，差他们的孩子送一碗给我，我笑笑地接着，也不说谢。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我沉默着、绚烂着，也成长着。每天最好的时光便是我踩在小凳上弯腰炒菜，父亲坐在灶前烧火，不时惊慌地去扶一下我脚下的小凳，见很安全了，就呵呵笑起来。现在去想那段日子，总是首先忆起灶间的那片阳光，10岁左右的阳光，竟然是天长地久的样子。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少年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用纸盒子里的钱交学费，买作业本，也偶尔买点肉做给父亲吃，是恬然的安静感觉。这样的日子让人有种惯性的依赖，像一只鸟的飞翔，没有转弯和阻隔。
突然的一天，父亲拖着坏了很多处的车子从废品站回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透着强烈的委屈和惶惑。钱被镇上的小混混抢了，父亲被打了。我安慰了他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这是第一次，然后是，接二连三。父亲越来越惶惑不安，吃饭越来越少，睡觉也很不安稳，经常半夜起来对着窗户呆呆地坐几个时辰。话也不说了，更不笑，脸上眼睁睁地消瘦下来，眼神是不安的游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知道他往日细缓如流水的生活突然碰上了巨岩，他缓不过神来，难受得紧。
那天，父亲去废品站很晚了还没回来。外面一片漆黑，心里一阵阵发毛的我跑出去沿路找。嗓子喊破了，像一面破锣，震得自己心里脑里嗡嗡的，却并没传出多大响声。夜里的村野风吹草惊，自己的脚步声和喊声总会引来一片陌生的声音。我毛骨悚然。最终在一个大水湾边看到父亲的车子，没有人。我立刻就大哭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化成了水在不断地往外流，直到整个人都空了。
猛然听到一阵急促水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哭声被硬生生截断在喉咙里。我望着声音的来处，好久才看清楚有一个人从水里走过来，越来越近，像从水里长出来的一样，水被擦出一片哗哗声，有沉重的呼吸声，近了，又近了——是父亲，是父亲!
父亲跑过来喘着气抱住我，急急地问：“我得活着跟你做伴，对不对?”
我使劲地点头，呜咽不已。父亲立刻笑了，像发现了真理似地说：“怎么样我也不能死，我得活着跟你做伴。”说完就不理不顾地牵着我回家了。
一路上他莫名的兴奋对比着我的泪水。那一年我13岁，父亲43。这是我生命中最铭心刻骨的一段回忆。
父亲最终也没有去把那架车子捡回来。他不再去镇上了，就在四周围转，谁家田里有草就帮忙拔，有什么活就帮忙干。只是每天都乐呵呵的。再后来，父亲跟着村里的一个民工小组去赶零工。他只扔砖头，从房底扔到房上，要恰恰扔到瓦匠手上，要快，要一时不停。他的胳膊红肿了起来，每天回来我就用热毛巾给他敷，但不很管用，后来学习家务一忙起来，也便放弃了。有时候夜里醒来听到父亲睡梦中沉沉的呻吟，心就一抖一抖地疼，泪流了一脸也不敢哭出声来。父亲很卖力气，对工钱也没有概念，给多少是多少，好在别人不太忍心欺他。
生活再一次进入正轨，我可以不用踩小凳子炒菜了，干活也利落了许多，不再需要父亲烧火了。他便转移了目标，每天我写作业的时候就抚一抚我的英汉大词典，咕哝几句“小闺女不简单，能看这么大的外国书”，脸上是羡慕和骄傲。我对他笑一笑，他就很欢喜地走了。父亲显然对自己过的日子心满意足，眉眼间都活络了许多。
高中我没住校，仍然延续着这种生活，但是日子一天天逼近高考，我开始发慌。
我试探着问他：“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念书了，你怎么办呢?”
“有多远?是不是有毛主席那么远?”他瞪大眼睛，脸上有我看不出来的表情。我局促地点了下头。他竟然很高兴：“闺女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不简单，我，我在家里等你回来。”表情甚是雀跃。我不想把话题往深里引了，怕他难受，说：“你要干活呢。”他说：“好，干活。”
就这样我半头半尾、模糊不清地完成了离别的可能，却没有想到在上路之前的晚上，父亲变了卦，死活要送我去上学。他说，太远了就走丢了，说得切切真情，我没有办法说不，就这样拖拖拉拉出了门。
半天的汽车，一天一夜的火车。父亲一直兴奋着，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车。下车之后更不得了，他被那么高的楼晃得头晕，自始至终只说一句话，“神仙一样的咧?”
我始终小心谨慎地买票、转车、照看行李包裹、照看父亲，心里竟有种不可思议的平静，感觉竟像我在送父亲上学。
到了学校天就黑了下来，招待所父亲不住，说，他在哪里都睡得着，可不能过神仙一样的生活呢。宿舍要关大门了，我被父亲塞进去。一夜无眠，一大早就在门里等着开门，而父亲，等在门外。拉开门的一刹，我看到他满身的泥灰，脸上也黑漆漆的，正朝门里紧张地张望，生怕我进了那扇门他就再也见不到了似的。我赶紧迎出去，问他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他说，没什么事呀，就是夜里冷了，看不见东西就随手扯了块布裹在身上。天哪，那一定是前面楼施工扔下的水泥袋子，上面是没倒干净的灰粉。已经是9月的天气了，一定冷得难当。我看着一脸是笑的父亲，深吸了一口气，仍是说不出话来。
学校招生处还没有上班。我揣着户口本在偌大的校园里转，满是四处无依、漂泊不定的感觉，心里很不踏实。但想到毕竟以后4年都要在这里生活了，总有点殷殷的期望。而父亲没有，一切对他来说是那么生疏，而生疏使他更显局促。在三四千里以外的异地，他听不懂别人说话，别人也听不懂他。他打心底里恐慌，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我回家吧，我想回去了。”
我拗不过他，只好送他去车站。这一年我19岁，带着年轻的梦想和莫名的迷惘进入了城市;父亲49，在城市的一角作惊鸿一瞥，然后带着满心的喜悦，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离开了。“转身成背影了，话，怎么说呢?”无语凝咽。
这是我跟父亲惟一的一次离别，一别至今。
为了赚取自己的学费，我每个假期都不得不留在这座城市打工。转眼，便是4年了。父亲在家望眼欲穿。我只在过节的时候把电话打到邻居家去，父亲跑来接，每次接的时候都是喜悦的，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就絮絮叨叨说谁家又给了他什么吃，谁家又盖房子他去帮工。我在这一头捂住话筒抽泣，然后调整声音要求他晚上给自己做点好吃的。他会答应了回去做，很认真。我羡慕父亲可以用如此简单的方式表达他的珍惜，而我总是忍不住汹涌又愚笨地欲盖弥彰。
今天，父亲的小闺女长大了，她已经学会穿着职业装在城市的人流中匆忙行走。一个月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我，就可以回家看父亲了。
我们曾约定过，要一辈子陪伴的。
当爱情需要用外力——诸如法律、道德等来维系时，也许外力无情地暗示了人的`善变与爱情的脆弱。但当外力强大至战争、毁灭、生死存亡时，爱情又似乎超凡脱俗地回归了本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只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简单且没有要求的爱。
不知这能否算作爱情的规律。但在读过周东屏与徐海东的爱情故事后，我固执其是了。
他们的爱情发生于长征途中。那时，周东屏叫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贫苦木匠家庭，7岁失去母亲，10岁当童养媳，13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周少兰随中共皖西省委转移到鄂东。是年秋，新的红25军成立，周少兰入伍了。先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到25军军医院当护士。当时医院的条件，设施之简陋超出想象，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理由，大概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参加红军闹革命，咱妇女翻了身……做一个女英雄多光荣……”
有时间，人宁愿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是为温饱。
正当她在革命队伍里找到自我，成长进步时，25军要长征了。出于行军安全与便捷的考虑，部队决定遣散7名红军，并发给她们每人八个银元。迷茫与绝望，让她们感到了真正的自伤心。于是，站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问：“你们为什么哭鼻子?”是副军长徐海东。周少兰壮着胆子，请求徐海东留下她们。
被打动了的徐海东，做出了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的决定。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对他产生多么重要的结果。
1934年年底，部队进入陕南后，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前八次他都奇迹般的从死神手里溜走。但这次，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穿过了徐海东的头，却避开了要害部位。也就是说，这颗子弹虽不即刻致命，但结果不容乐观。无设备无药品的医生除了用盐水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办法。血汩汩地流着，不省人事的徐海东蚕食着战友们的希望。
周少兰被派来护理徐海东。她用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一天过去、二天过去，周少兰日以继夜、不敢合眼。就在人们的希望既将殆尽的第五天，徐海东睁开了眼睛。他调整着模糊的目光，就像对焦镜头，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是周少兰的眼睛和面容。他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但一时又想不起。他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可醒过来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的像米斗，却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当爱情需要条件时，是一个无底洞。当爱情不需要条件时，简单得只是从昏迷中回归人间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和她的眼泪。就像现在，徐海东爱上了周少兰。
在许多人眼里，徐海东是个“天真可爱的小伙子”，圆脸上总挂着笑容。“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也就是这个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他与彭德怀一样的价——十万银洋。《西行漫记》里，斯诺言及此事时，外号“徐老虎”的他“脸涨得通红”。这些，大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概貌罢，这样的人对爱情多半会采取直抒情怀的方式。
几个月后，当周少兰听到军长的表白后，意外了。徐海东于是追问：“你是不是嫌我比你大?”
周少兰急了。她从来没嫌过军长，她嫌的是自已——出身卑微、没文化、身无所长……
周少兰的担心让徐海东释怀了。他的出身比周少兰好不了一丁点。徐海东告诉她，从前，他是个不名一文的窑工。
到了陕北，他们结婚了。在他的要求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一个驰骋沙场、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大将，要求娇小柔弱的妻子做自已的屏障!多么意味深长，又多么情深意长。一次，徐海东将周东屏裹在大衣里，一起走进大门，卫兵瞠目结舌地看着——军长怎么迈着四条腿走路呢?而他俩却为自已的戏法笑个不停。
抗战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女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徐海东青筋毕露，怒不可遏：“混帐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是生来的夫妻!”
既是诺言，东屏就忠实地做着“徐东海的屏障”。徐东海也始终偎着他的屏障。他能从她一个眼神里读到安慰，能从她毫不特别、甚至毫无疗效的草药里喝出生的希望……直到1970年，先她而去……
有些故事是不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的，像这样真情的、守候的、珍贵的故事，一定会流传下去。
题记：暂时的离别是为了再次重逢时的感动
离别
离别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是那么重
缓缓地扣击着我们的心灵
窗被敲开了
我们诉说着回忆中的快乐
回想著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院子里，操场上
充满了甜甜的空气
离别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是那么轻
轻轻地说着离别时的感言
轻轻的拉着彼此的手
轻轻地在耳际说声对不起
或永远祝福你
离别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悲伤
离别时的感动在顷刻间爆发
我们，我们，我们
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感伤中
渐渐的平息……
离别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珍贵
仔细的听著那熟悉的声音
把每种都印刻在记忆里
望著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知道，我们离别了
我们带著共同的回忆和永远的祝福
各自奔向远方……
轻轻哼一首离别的歌～
眼里噙满了泪……
重逢
重逢的时候
那是心情的又一次触动
惊喜的表情
熟悉的面庞
回忆中的甜蜜
一瞬间在脑海中隐现
于是，永远成为了所谓的缘分的代表
重逢…惊喜…
重逢的时候
那是思念的又一次宣泄
深情的一个拥抱
紧紧的一个握手
彼此的心轻鬆了许多
才发现思念是一种病
重逢…思念……
重逢的时候
那是记忆的又一次翻新
彼此回忆著孩提时的美好
诉说着自己的苦恼
谈论着朋友的生活
讲述着自己无奈的过往
重逢…记忆…
重逢的时候
那是时间的又一次停滞
那一刻，时间终于停了
自己终于可以放假
感动的身体一时瘫在那里
重逢时的感动告诉了时光老人
时间不能改变的东西……
重逢…感动…
重逢的时候，那是一阵欣喜，一阵感动
欣喜之余还有一丝的忧伤
因为我们毕竟还要赶路
那么多线终有相交的一点
可是相交以后注定还要分别
但是，至少我明白
暂时的离别是为了再次相聚时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