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母亲的素水饺散文
又临近年关了。
一进腊月门快过年时，我就想起每年除夕夜，母亲给我们包得素馅水饺。虽说她老人家已辞世十几年了，但全家人仍保持着母亲健在时，每年除夕夜都吃素馅水饺的习惯。即便如今生活好了，冰箱里塞满了各种肉类、鱼类、海鲜等食品，但除夕夜的最后一道圣餐——吃素馅水饺习惯，我们做儿女的一直没有改变；即便到大酒店下馆子过年，我也特意嘱咐厨子，给我们包素馅水饺吃。
因为我们都深深地理解，母亲每年包的素水饺馅子里，不仅包含了素味的萝卜青菜，还意蕴着她老人家一个祈求孩子们年年祥和，岁岁平安的素愿。
所不同的是，不论我们怎样调馅子，就是调不出母亲当年给我们调得味道来。尽管菠菜或韭菜馅里，我们放进去了木耳、鸡蛋、鲜菇等高级营养调味品，末了，还是吃不出母亲当年调得那个味儿。
其实当年母亲调的素馅很简单。记得我小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因家里穷吃不起肉馅水饺，母亲就剁了一颗大白菜当素馅主料。白菜剁碎挤出水分后，再放进去剁碎的熟粉条。最奢侈的是剁碎几根炸油条，掺进去炸丸子捞出来的碎油脂砬子。然后放进葱姜末，调味没香油，就舀半勺子炸过东西的热熟油，浇到素馅里去。最后放入少许用擀面轴压碎的盐末末，一盆飘着白菜、葱姜味的清香，裹着炸货油香的素水饺馅子，就调好了。
最有趣的是，母亲为了来年让孩子们有个盼头，讨个吉祥，就取出大枣、核桃仁、开水烫过的硬币等，分别包入水饺里去。
我拉着风箱，点燃火盆，烧着煤炭场扫回来的碳末，或火车站捡回来的煤核，红红大火把水饺煮熟后，一盘盘饱满着母亲祝福的水饺，端上了除夕夜的饭桌。
偶尔看到一个煮破面皮的水饺，母亲神情庄重、虔诚地告诫我们：“不能说煮破了，那样说不吉利，就说煮‘正了’”。那时，傻乎乎的我就不明白，明明看着就是一个破水饺，为什么偏偏说煮“正了”呢？其寓意现在想来，还不是母亲默默祈盼着家里，终年房无破败，物无破损，人无病恙，借吃那完好无损的热水饺，过个团圆美满的大年呢！
一家老小吃水饺时，那就更热闹了。除了大家一个接一个吃着流油喷香的素水饺以外，吃到大枣馅水饺的大哥，母亲就借“枣”的谐音，期望大哥早长大，早成熟；吃到硬币馅水饺的大姐、二姐，母亲就恭喜他早挣钱，早发财；吃到核桃仁馅的我，母亲就让我多长脑子，多长智慧。因为那核桃仁的整体形状，貌似人的大脑。
大家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彼此祝福着、期待着，吃完了这顿寄托着着母亲对子女殷切希望的素馅水饺。
母亲常说：过年吃素馅水饺，就是图全家人过个素素净净的大年，年后好安安生生地过日子。间或听起来，母亲不知经历过多少个“不素净”的年份，饱尝过多少个“不安生”的流年。
听我哥姐说，我两岁时父亲因刑事犯罪被捕入狱，母亲三十多岁就开始拉扯着我们姊妹四个苦度岁月。父亲逮捕前，是一位火车司机，月收入颇丰，人称一两黄金钱。那时我们的家境很富裕，别人家有的，我们家都有，别人家没有的，我们家也有。除宽敞明亮砖瓦到顶的房子外，像什么“钻石”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名牌家具等等应有尽有。
过年时，哥、姐的穿着时尚，脚蹬皮鞋，一副阔小姐、公子哥的派头，招来很多嫉羡的目光。除夕夜的年夜饺子，那也是咬一口滋滋流油的肉丸馅子的。
后来，由于父亲居功自傲，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给家庭、给他自己的命运带来翻天覆地的逆转。
父亲入狱后，家的生活失去来源，如同房屋失去顶梁柱，塌了天。
母亲看着一个个幼小未成年的孩子，想着今后让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道人家，怎么能养活我们。有心给父亲离婚改嫁？那时是困难时期，人人家里都有一窝子哇哇争食的孩子，谁还敢接纳再带四个孩子的她？孤身改嫁，应该没问题，可往后谁来管这四个孩子？让她离开大到才十二，小到两岁的孩子，她怎舍得把我们撇下？
没钱供养大哥大姐上学了，他们没读完高小就辍学了。为了活着，无论严冬酷暑，大哥每天到铁路货场、煤场门口，等着拉货、拉煤的地排车，雇佣他们“拉脚”，济南人俗话说“拉套子”。大哥身体瘦弱，细皮嫩肉的，一天拉不了几个脚，一天下来也就挣个三毛、五毛的，全部给妈妈贴补了家用。
大姐、二姐也不论寒冬暑夏，每天到火车西货站捡“煤核”，拾煤渣。那时的火车是烧煤的蒸汽机，“煤核”就是车头卸下的废渣里面没有烧透的“焦炭”。刚卸下机车的煤渣，冒着滚滚热气，不多的煤核，就夹杂在滚烫的煤渣里边。大姐、二姐顾不得这些，和众多拾煤核的姐妹，蜂拥而上，抢拾那炙手的煤核。煤核经常烫的大姐、二姐手起燎泡。
没有工作的妈妈，在家也不敢闲着，一边看着年幼的我，一边糊火柴盒。糊火柴盒，是一项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作业。火柴厂把没有加工完的半成品，下发给每个家庭，家里再熬制浆糊，把火柴盒的“坯子”粘成完整的成品。一个火柴盒，除去由家庭熬制浆糊使用的地瓜面钱，才挣几厘钱。
那时，粮店供应的多是地瓜，也有少量的棒子面、高粱面。这些粗粮，穷人家也吃不起，所以，家家户户买回家的地瓜，洗净、擦片、晾干。每个家庭的房前屋后，地上铺晒的，凉条上串晒的，房顶上散晒的.全是白哗哗的地瓜干。
吃饭时，母亲熬好一锅地瓜面糊糊，她先舀出一盆儿糊火柴盒的浆湖，剩下的大家才能吃。分到每个人碗里的糊糊，往往所剩无几。每顿饭一家人都吃不饱，就是饿着也不敢动糊火柴盒的浆糊，只能把各自的碗添得干干净净。
饭后，我们姊妹们都抢着刷锅，并不完全是出于她们勤快，而是为了抢吃粘在锅底的浆糊锅巴。常说的一句话：“今天是我的锅，明天才轮到你们呢，谁也别给我抢。”
主食常吃的地瓜，粮店都限量供应。定量不够吃，居民就到“黑市”上买高价粮。像我们家没钱的多数居民，就到野地里剜野菜。记得我家常吃的一种野菜叫“马生菜”，学名叫“马齿笕”。妈妈把“马生菜”掺在地瓜面里，蒸野菜窝头，烙野菜饼。当时没觉得怎么难吃，后来觉得又酸又涩，难吃极了。不懂事的我，常给妈妈要着吃个“净面”不掺野菜的窝窝头。时间久了，想必是“马生菜”里有毒性，不久，我的头上，二姐的脚上都生疥疮了。至今我的头上、二姐的脚上，还留着医院清疮后的疤痕。
扯远了。试想一下，那时我们挂不住一点油水的辘辘饥肠，对母亲精心调制的素馅水饺，能不感到咬一口香掉牙？
当然，素馅水饺再香也香不过滚着肉球，裹着肉汤的肉馅水饺。之所以我们经年不变的保持着除夕吃素水饺的习惯，就是为了不忘当年母亲把我们拉扯大的那些含辛茹苦的艰苦岁月，心系母亲除夕吃素水饺那祈求全家“素素净净，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