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梳红学发端散文
要想条理清楚红学是怎样产生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有关清朝的学术脉络。清康雍乾三朝主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清除反清势力、臣服汉人和稳定政权，其统治理论承继了程、朱理学，官方主导或倡导的学术主题仍然是与科举制密切联系的经学、子学。而民间学术（即非官方主导的）则分为两支，一是以复兴汉学即古文经学和注重考据学；另一是起于晚明时期，至清代成绩已相当辉煌的小说主题。前一分支至嘉庆之后已趋末流，终被晚清时期兴起的今文经学派所替代，其代表人物是龚自珍、魏源，及至革新派康、梁也曾是这一脉发展而来。后一分支则于民间自然发展，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却在民间有着丰厚的群众基础，至晚清及19与20世纪交接的前后一段时期，治小说在民间学术中已渐成气候，终于取代治经学、史学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变化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由某些人促成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
治小说的方法也有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从形式上主要是批点或评点的方式，这批与评的方法就其实质是来源于治经学、子学，是治经学、子学的方法运用在小说上的一种嫁接和演变，在学术史上有人称作评点派。但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只是附缀在小说作品与文字之上的眉批与点评，不能脱离原来的作品文字单独存在，这不同于我们现在所常见的独立的文艺批评。小说点评李卓吾起步较早，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成就卓然，其后有毛宗岗父子批点《三国演义》、叶朗批点《西游记》、张竹坡评《金瓶梅》，他们的评点得到一定的认可或追捧，原作品的成就和精辟的评点互相倚重，相映生辉，加深了阅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普及，扩大了知名度和流行性，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带动了其后的小说创作。事实上，在康熙、雍正两朝，就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玉娇梨》、《平山冷燕》、《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出现，至乾隆时期，又出现了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的作品。
《红楼梦》产生了，但并非横空出世的，是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的。
一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性。中国文学的发展史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诸子百家到汉赋，经建安体、唐诗、宋词到元曲，每一种主要文学形式的兴盛，都有其血脉的连续性和必然性，而元曲的发展为小说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为它与小说有着几乎相同的主体要素，比如都要有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构思，元剧本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次革命，是明清小说产生和兴起的前奏。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红楼梦》诞生前夕，已有大量小说问世了，小说从形式到构成要素，再到艺术表现方法，都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而日渐成熟，小说在民间的流行也为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红楼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世的。正是元剧本及明清多部小说的发展作为铺垫，《红楼梦》才得以诞生。反过来讲，假如在《红楼梦》诞生之前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元剧本和小说这样的文学形式，作者即使是神仙也写不出《红楼梦》。
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完善，到发达成熟，再到没落腐朽的过程，封建社会产生的标志应是奴隶的解放、奴隶制的解体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政权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战国时期已有封建社会的初步形态，到两汉时逐渐得以发展和完善，唐宋时则日益发达成熟，元明时期尤其是明末则日渐显出其没落，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个萌芽终究没有落地生根而茁壮成长。在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时，明朝统治即刻土崩瓦解，而新生政权又立足未稳，且军纪松弛内讧不止，明将吴三桂降清倒戈，清兵乘势入关，入主中原，汉族政权继元朝之后又一次被推翻了，清王朝的建立，从社会制度上看是封建社会的一次倒退，因为有充分的资料显示，清在入关前后仍然存在着奴隶制，两种社会制度，需要在冲突中揉合，所以在清初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一方面是使用残酷的统治高压使汉及其它民族屈服，另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对没落的汉文化及封建制度的认同、汲取和适应。清初政权穿上了封建社会的外衣，而内核却是残酷的奴隶主统治，社会制度日益没落腐朽。表面上看，清建立后一百多年间，政治稳定、生产恢复，史有康乾盛世之称。而从另一角度考察，闭关锁国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同时与西方国家差距逐渐拉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可以说为以后中华民族经历百年屈辱埋下了祸根。这种社会的没落腐朽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来，《红楼梦》正是反映了这种无可挽回的家族和社会的没落与腐朽。
三是作者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的必然性。从《红楼梦》字里行间、行文布局和篇章结构中，折射出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都是卓越的。从《红楼梦》本身逆向反思作者的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和思想观点，是一个巨大课题，目前的.红学文献中涉及较少，尚无进行这方面的全面探索，这也是红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以后我们还要再行讨论，这里仅作粗略说明。从文化涵养方面考察，首先作者显然具备诗词曲赋及格律方面的深厚功底，作者对古诗词曲的理解是广阔和透彻的，运用也是自如而高超的，这可从作品中的大量诗词曲以及有关它们的叙述中折射出来；其次是作者广泛地涉猎过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剧本和小说，比如作者如果没读过《西厢记》、《牡丹亭》，就不可能引用其中的词句，同样的道理，用逆向考察法可知，作者曾研读过的古典文化名人作品之多令人惊叹；第三是作者的才艺修养高超，知识结构广博精深。这可从作品中涉及到的琴棋书画、中医药、宗教、礼俗、园艺、建筑、服饰、器用、游艺、地理等诸多内容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无须在此罗列更多，但不影响得出这样的认知，作者若没有这样的文化素养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同时，作者若没有非同寻常的智力，也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文化素养。作者文化素养和智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红楼梦》诞生的必要条件。
四是作者人生遭遇的必然性。写作也是要有动机的，即解决写作目的和动力的问题。《红楼梦》文本内容中已或隐或现地点出作者之所以耗尽一生心血写出《红楼梦》的目的和动力，如果结合《红楼梦》文本外的研究，比如对曹雪芹家族身世以及生存生活状况的考证，则可以较为清晰而深刻地理解其写作的目的和动力。试可作如下分析：一要写出自己所经历的辛酸，为自身遭遇不平而鸣；二是不能让曾经与自己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人消失于无形，要用自己的笔记述下来；三是为了争夺一生都没有的话语权。鲁迅说过文学大抵都有些自传的性质，我们不能说《红楼梦》所叙完全就是作者自传，但具有自传的性质是不能否认的，所谓自传的性质就是：或者部分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经历；或者反映了作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感悟和理解；或者阐述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自然科学著作也都会部分地反映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自己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科研成果也同样凝聚着自己的人生，何况与作者人生经历和感受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呢？即使是修史的书籍中也会流露作者的观点和倾向，《史记》中也还有“太史公曰”的明确观点。完全不掺入作者个人见解、观点或倾向的文学著作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作者可能是一部机器。所以，曹雪芹把自己的心血和着辛酸的眼泪写出了《红楼梦》，他把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生发的特殊感悟，以及满腔的悲愤和一生的学识见解，都融进了自己的作品。可以说，《红楼梦》的诞生是作者人生遭遇孕育而出的必然结果，作者利用写作《红楼梦》获得了话语权，曲折地隐讳地艺术地表达了自己。
我们分析了《红楼梦》成书的必然性，前两条着眼于文化、社会背景，后两条则是从作者自身因素考量的。有人会问，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人何止千万，怎么唯独曹公写出了这样的书呢？没有偶然性在里面吗？我说有啊，虽然与曹雪芹同时代经受同样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人的确多着呢，但又有几人有曹雪芹一样的经历呢？即或有着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苦难，谁又能有曹雪芹独特的感悟、富足的才情、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呢？说千古一人，当然有偶然性在里面呀。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的结合，得承认有着一定的偶然性；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曹雪芹的出生也还有偶然性呢。但从哲学上讲，任何偶然性都包含有必然性在内的，在这里，我们还是不去做哲理思辨吧。
乾隆19至25年（1760年）《红楼楼》手抄本开始流传，流传之初就已引起轰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程伟元在整理出版《红楼梦》时为之作序，序中有这样的记述：“《红楼楼》最初是以抄本流行，抄一部，卖几十两银子，也有人买，而且不胫而走”。有学者考证乾隆后期、嘉庆年初《红楼梦》问世，应指程甲本的出现。郝懿行《晒书堂笔录》记载，“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可见其当时在社会上传播之广泛。自《红楼梦》手抄本流行以来，甚至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对《红楼梦》的评批即随之出现，早期抄本的评批者就不只一人，多是曹雪芹生前亲朋故友圈子内的人，即曹雪芹在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中点评传阅，并由他们流传开去，遂使这一作品“不胫而走”、争相传抄而得以广泛传播。参与早期抄本评批的主要有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人，批语分眉批、行间侧批、双行夹批等，数量达八千条之多，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后人将这些批语统称为脂评，而非指脂砚斋一人所批。脂评是我国明清以来民间学术转向治小说洪流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和其它小说的评批如李卓吾评、金圣叹《水浒传》评、毛宗岗父子批《三国演义》、叶朗批《西游记》、张竹坡评《金瓶梅》等一样，是我国古典小说早期重要的文艺批评形式，其特点是附缀于各小说的文本之上，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
脂评后的《红楼梦》研究，一是顺着评点派的方向发展，相继出现了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为代表的《红楼梦》评点，方法并无大的变化，内容着眼于文章作法，观点或有创新或为迂腐；二是向独立的文艺批评方向发展，即区别于评点派的附缀形式，而对《红楼梦》的研究独立成文，独立成书，并以早期评红专著的形式行世，代表作有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等，内容兼及评点和索隐，批评理论并无突破和创新。三是朝着索隐派的方向发展，晚清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复兴，曾受此影响的还有革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而蔡元培师承康有为，他们注重义理阐释，追索微言大义。后有蔡元培、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等人把这种治学方法运用于《红楼梦》的研究，成为盛行于清末民初的《红楼梦》研究派别，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红楼梦索隐》、《红楼梦释真》等。四是呈现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纵观从《红楼梦》手抄本问世至20世纪之初的《红楼梦》研究，除上述评点、专论、索隐三个方向外，还有吟咏、探佚、考证、续书等方向也有发展，呈现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向并进之势，各类相关文献的出现呈喷涌之态。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歇，但“红学”一词的出现却相对较晚，且有着调侃的意味，这与其它学科名称的出现有着很大的区别，它不是学科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且不完全符合现代学科划分的一般规律，它只是关于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相关学问。有关红学一词，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清朝仍采用科举取仕，上层社会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慈竹居零墨》和《清稗类钞》中有着相似的记载，有个叫朱子美的人，不攻《四书》、《五经》，偏好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有人问他“治何经”，他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即为红字。这个故事流传开来，红学一词就诞生了，成为研究《红楼梦》相关学问的总称。这一故事调侃意味虽浓，却也反映出当时官方讲求经学的风尚，正在向治小说转变。
红学一词出现之初，并未对《红楼梦》研究造成大的影响，但在19与20世纪之交，以及整个20世纪全程，红学一词，在中国现当代学术界使用频率之高，研究之红火，文献之丰富，论争之激烈，其它任何类别的学术研究均无法与之相比。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称为20世纪中国三大显学，但若从对当时中国社会及生活的影响来讲，红学则尤其显赫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