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是不是陶渊明
引导语：陶渊明为什么叫五柳先生?说五柳先生是陶渊明有依据吗?下文是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于本文有两种意见：
1本文是作者托言为五柳先生写的传记，实为自传，沈约《宋书·隐逸传》和萧统的《陶渊明传》都认为是“实录”。从传中写五柳先生的志趣爱好及思想性格等来看，与陶渊明其他诗文中表现的性格相同，自传说是可信的。文章从思想性格、爱好、生活状况等方面塑造了一位独立于世俗之外的隐士形象，赞美了他安贫乐道的精神。
2《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为别人写的，文中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心是所向往的理想人物，是他所追求的。与陶渊明相似，仿佛是他的自传，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只说明陶渊明的修为很高，就要达到他自己的理想了。当然他一点也不自恋。如果他自恋，认为自己就是五柳先生的话，那他早就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自传了。
南朝人沈约、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当时人视为"实录"。它突出地刻画出一个脱尘拔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形象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取正史纪传体的形式,但不重在叙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的首创。...便是证明,...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的自画像。南朝人沈约、萧统都说陶渊明写《五柳先生传》是用以自况，当时人视为“实录”。它突出地刻画出一个脱尘拔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形象。
开篇四句是对人物身分的交代。这位五柳先生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宅旁有五棵柳树，便以五柳为号。古人既重地望，也重声名的。而五柳先生既不知何地人，也不知姓氏名字，都见出他远出于流俗观念之外。这几笔便使隐姓埋名、深藏避世的“高人”之气笼罩全篇。语极平淡，味极深醇。
“闲静”二句用正面叙说点出五柳先生最本质的情操。因为不为荣名利禄动心，所以能守志不阿，高出于流俗之上。“闲静少言”与“不慕荣利”互相映照。“闲静”既不因交往，“少言”即不喜应酬，也就是与世俗社会“息交”，正是不慕荣利者才有的表现。
下面分四个方面写五柳先生在田园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态。“好读书”四句讲读书。他的读书态度很特别，“不求甚解”，只重在书中会己意、惬己心者，也就是寻求思想上的共鸣和感情上的寄托。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八句讲饮酒。好饮酒，而家贫不常有酒，所以只要亲旧招饮，一招即去，一饮即醉，一醉即退，丝毫不以去留为意。见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无意，把嗜酒之味写得十分浓足。“环堵”五句讲安贫。住的是遮不住太阳挡不住风的破房子，穿的是粗布短衣还破着窟窿，打着补丁，瓢里常常没水，碗里常常没饭，吃穿住没有一样不困弊不堪，他却“晏如也”，处之坦然。既不困贫夺志，也不因贫败意。“常著”四句是讲著文。他吟诗作文也在示志娱情。示什么志，娱什么情呢?就是本篇传记中所写的高志奇情：憎恶世俗，守志田园，借文章自乐其志，忘怀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终。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读书适意，醉酒陶情，安贫乐道，著文娱志。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勾画，一个坚守节操、不随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来了，活起来了。选材极精，造语极简，意足笔止，风神宛然。
一、陶渊明及“五柳先生”形象
魏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大分裂、大动荡、大混战的年代，东晋政权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然而这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佛教、道教及玄学的相遇与融合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形成了魏晋张扬个性与不拘礼法的世风。陶渊明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他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很尖锐，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着，一生都在出仕与归隐中反复。
陶渊明的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陶诗有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之分，名作有《饮酒》二十首、《读山海经》十三首及《归园田居》等，而散文辞赋的地位也不下于他的诗歌。《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三篇更是反映了他的性情和思想，是其中的名篇佳作。陶渊明被后世尊为“千古隐逸之宗”、“隐逸诗人之宗”，但事实上，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直到梁朝昭明太子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的作品才开始受到后人的重视。至南朝，其诗文已开始广为流传。到隋唐时期，对陶渊明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晋书》的编撰者房玄龄也将他归入“隐逸”一类中。
沈约所撰《宋书・隐逸传》中提到“陶潜，字渊明。……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为之实录。”由于这样一句话，后世文人、学者多将《五柳先生传》视为陶渊明自传，认为“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而“五柳先生”所具备的鄙弃功名利禄、忘怀得失、悠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高人”品质也自然而然的成了陶渊明的个性特征。
“五柳先生”其人，“娴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常著文章以自娱”……全文不过一百七十余字，去以简短精练的文字塑造出了安贫乐道、潇洒自然、遗世独立的隐居者形象。而陶渊明其人是否真如《五柳先生传》中所叙述的这般呢?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若抛开后半句以《五柳先生传》自况的说法，仅看前文，则只能得出陶渊明有实才、文笔好，性情认真自然，然而不缺不能看出他的安贫乐道和不慕荣利。从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中，也能够感受到，他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并没有真正放下功名、富贵与忧愁，他大多能体现出悠然自得的《饮酒》诗，也是借彩菊饮酒来忘忧，而非真正的安贫乐道。
二、自传性质文体的发展
中国古典传记自汉代司马迁作《史记》起就已经达到了艺术的巅峰，随着文学自身不断的发展，正史之外的传记文学创作日益繁荣。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各种文学体裁空前繁盛，自传体散文也在此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特色。
中国自传文学萌芽于先秦，屈原在《离骚》中对自己的氏族、出生、姓名都做了陈述。西汉时期是自传文学的确立期，可考的有司马迁《史记・自序》、《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上书自荐》、《答客难》和司马相如的《自序》。司马迁等人之后，自传作者有杨雄、班固、马融、郑玄等。“汉书・杨雄传》全部即雄《自序》之文”，“班氏以序为传，仅间下己语。”班固有《汉书・叙传》。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被学界认为是第一篇自传体散文。至魏晋自传文学创作臻于繁荣。有曹丕的《典论・自序》，葛洪的《抱朴子・自叙》等，这是魏晋时代的一种书叙体自传，是一种不自觉的“自传“，其写作的根本动因视为其书写叙，而不是要为自己立传。魏晋自传的创作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发展是在阮籍《大人先生传》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这种以”传“名篇的自传出现之后。由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主要表现了一种形而上的玄学理念，因而缺少了现实感与亲切感。真正对后世自传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对于《五柳先生传》是否自传历代学者存有不同的看法。最早将《五柳先生传》视为陶渊明自传的是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提到的“……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在《陶渊明传》中也表达了相同观点。自唐之后的大多数诗人更是直接将“五柳”这一意象与陶渊明相联系。王绩“昔蒋诩之三径，陶渊明之五柳”(《游北山赋》)，王维“酣歌归五柳”(《偶然作》)，李白“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戏赠郑溧阳》)，显然是将《五柳先生传》视同陶渊明的自传。但也有文人学者持不同观点。鲁迅先生曾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政治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称为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鲁迅认为他并不是“真正的隐者”，他认为归隐的隐士不应是赫赫有名的。
笔者认为《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虽此传不以陶渊明本人的名字入传，但我们也都知道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他的这种“实录”并非他生平的实录，而是对他本人精神世界的实录，表现的是他崇高的人格品质和人生追求。他以文学手法自传，力求以写意、写神为主，在不违背“实录”原则的前提下，力求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人生的选用也是比较灵活自由的。陶渊明采用第三人称写出自传，以“自况”之法表明作者意在隐去真身，以五柳先生为喻体写出自身的性格与追求。因此，《五柳先生传》正是陶渊明心灵的写照，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实展现和灵魂的最终寄托。说《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自传是有道理的。
三、陶渊明不是“五柳先生”
在承认《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自传的前提下，依然有“五柳先生”是否是陶渊明本人的争议存在。大多数人将陶渊明视为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五柳先生”原型，把五柳先生视为艺术化的陶渊明，认为《五柳先生传》以“娴静少言，不慕荣利”为总纲，对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特点从“好读书”、“性嗜酒”和“常著文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但也有持不同观点，认为“五柳先生”是综合了古代圣贤人物的特点而创造的作为楷模的理想形象，并从陶渊明文章多显露功名心等方面进行佐证。
笔者认为，“五柳先生”形象并非陶渊明本人，而是一种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是一种经过文学性虚构出来的人物，用以展现陶渊明本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最为真实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说陶渊明非“五柳先生”可从以下几点看出：
陶渊明既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也不无富贵荣名之想。从陶渊明的大量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是有功业、荣利之心的，只此一点，就不同于“五柳先生”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中对“五柳先生”的赞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等与陶渊明的实际生活与思想状况是不尽相符的，他心中时时有着对“白首无成”的忧思。在古代文人士子心中，功名富贵与出仕是密切相关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也始终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之间，但这种矛盾心理也恰恰反映出他对功名利禄的不舍。《荣木》序中的“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饮酒》十六中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读山海经》其十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诗均表现出陶渊明内心对功业的执着。这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还是有些差距的。
陶渊明的采菊悠然是不得已的悠然，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忘怀得失。人们常把《归园田居》和《归去来兮辞》这些带有陶渊明刚从官场回归田园时表现出的摆脱羁绊的欣喜视为陶渊明的典型心理状态。并对陶渊明《饮酒》(其五)一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景向往不已。然而，陶渊明的一组《饮酒》诗大多却是忧愁所致，《饮酒》的序中明确指出“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尺，忽焉复醉，辄题数句自娱。”所以陶渊明并非是“五柳先生”的“忘怀得失”，而是在东晋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他几度出仕之后，深深认识到自己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也看到了官场的虚伪与黑暗。为了不改变自己的追求，他不得已选择了回归田园，放弃功名利禄，将自己的心智寄托于田园，“采菊忘忧”是他无奈之下的选择。因此他的内心深处才会有矛盾和痛苦。
“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三点非陶渊明独有。人们在认为陶渊明就是“五柳先生”时，常会提出他们相同的这三点，但读书、喝酒、著文章的确不仅是此二人所独有的特点。魏晋时人雅好慷慨，其诗有魏晋风度，其文有魏晋风骨，在那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张扬个性与追求“自然”成为魏晋士人彰显自我人生价值的精神旨向。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纵酒佯狂，裸身屋内的刘伶和为躲避司马氏婚嫁，连醉两月的阮籍也都“性嗜酒”，而作为“竹林七贤”的两人也都“常著文章”，常著文章自然熟读诗书，因而也符合“好读书”。甚至连唐代的李白、杜甫也符合这三点，所以这三点绝不能成为陶渊明是“五柳先生”的必要条件。
总之，《五柳先生传》确是陶渊明以“自况”之法、写意笔法著成的自传，这种自传并非他本人的真实生活写照，而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实映照，是对他精神世界与执着追求的自传。但“五柳先生”这个流传千古、高洁傲岸、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却并不是陶渊明本人，而是他以虚实相生的手法，综合了历代圣贤、高士的特点而虚构出的理想人物。但这种文学传记的虚构背后展现出了作者最真实的精神世界。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五柳先生”是陶渊明的人生楷模，是他集中了其先辈以及历史上先贤的种种特点所创作出的一个楷模式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