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对精神家园的探索追求
【前言】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刻标杆, 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1]，被称颂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宗师”，是古今大贤的典范, 高风亮节的象征。但是研究者往往只是就其人格或诗品进行论述，容易忽略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对自身精神家园的探求过程，这是一个人花费一辈子精力的人生探索。像他说的“吁嗟身后名，于我如浮云”(《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看中自己在现实中的生存价值，而对身后之事，不是很关注。其时陶渊明已有高隐之名，被称为“浔阳三隐”之一，可是相比之下当时的陶渊明依然不如后世声名那样的熠熠生辉，原因正是后人对其人格诗品的大加论述，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士人榜样的位置，却不甚了解这个过着悠然田园生活的诗人那颗追求不已的心，以及在追求中所作出的痛苦抉择。陶渊明追求的是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不论是治世还是修身，都要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追求。尽管仕途上的无所作为让陶渊明愤懑不已，诗人的猛志理想无法实现，可是他终究走出了一条让后来士人无比崇慕的道路，也使自己的人生追求为后来的失意士人构筑了一座精神堡垒[2]。
孟子有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陶渊明,生于公元三六五年(晋哀帝兴宁三年) ,卒于公元四二七年(宋文帝元嘉四年) 。他的大半生处于我国封建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这个时期晋宋易代，各个地方势力互相争权夺利，民不聊生。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士族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是到陶渊明这一代已经没落。在有晋一代，士族门阀制度愈发严格，一个人能否出仕，能否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他的家族背景。而对与家族已经没落的陶渊明来说，能够在社会上混入上层的统治阶层是具有相当的难度。魏晋以来各种思潮涌动，儒家已经不再一统天下，政治的严酷让玄学清谈愈发严重，更多士人不再关心国家社稷，抱着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生活，缺乏真诚。佛学的兴盛，让更多的人产生远离尘世的想法，希望在一种宁静中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形下，陶渊明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明白物质生活的重要，可是更重视精神上的修养。陶渊明用他的真诚诠释生活，去追求进取，这种真诚也在他的诗文中体现出来，读他的诗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1 出仕与归隐的生命探索
出仕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那个君君臣臣的社会里，能够在仕途上大有作为，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可是在那个乱世，政治的残酷性让一大批人不再留恋仕途，宁愿在无为的生活中度过一生。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变的时期，进取的清议思想转向的无为的清谈，使得一些知识分子萌生远离尘世的想法，进而向隐居生活靠拢。陶渊明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接受这样的思想熏陶，不免也有高幍出世的想法。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陶渊明，用世思想还是在其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陶渊明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他在出仕与归隐之间不断的徘徊，那是追求过程中的一种煎熬，对诗人的一种磨难。陶渊明的仕隐生涯就是这种对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懈追求，仕，侧重于社会价值的追求;隐，归源于个体内在的意愿[3]。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陶渊明真诚的生存状态，在那样的社会中，诗人一直在用这种真诚生活，用心去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辞彭泽县令，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出仕与归隐中不断的徘徊，两种思想的交错让诗人取舍不定：一边是大济苍生的猛志理想，一边是政治腐败、门阀制度严格的黑暗现实，在痛苦的抉择中，在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不断的碰撞中，诗人最终选择了退出那些无谓的争斗，离开官场去营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出仕与归隐是早期的陶渊明内心中的挣扎与探求：出仕是实现自己济苍生的最初梦想的途径，这是一种昂扬的姿态，是实现自己社会理想追求的必经之路;归隐则是在同社会现实的碰撞后的无奈之举，却也是诗人精神另一层面的升华，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陶渊明对自己不断认识的过程，不断探索人生价值的过程，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彷徨挣扎，都给世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那是他一生奋斗的不朽灵魂。
1.1 出仕：一生不休的猛志情怀
在魏晋那个社会混乱、道家玄学思想盛行的情况下，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还是在自小所受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立下了经世纬国的政治抱负。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是属于少年老成型之人物。有智慧、有理想，亦有定见。有大志、责任心强，能自尊、自重，性情温厚，爱人以德。喜闲静，能沉着，偶而狂捐。不多言，谨慎小心，质性自然，淡泊名利。人品崇高，刚直不阿。孝顺双亲，友爱弟妹。不适世俗气习，性喜接触丘山。少学琴书，涵养高趣，勤勉攻书，文章不群[4]。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所形成的思想品行深刻的影响着诗人的人生。他在《饮酒》中说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说明年少的他就很少交友交游，志向则是《诗》《书》等儒家经典中的治世方略。在《荣木》一诗中提到：“先师遗训，余岂云坠。”提到了儒家的祖师孔子的教导，表明自己不敢忘怀那些教导，希望能有一天能有机会实现抱负。为此, 他起为参军, 又做桓玄官吏, 再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 在时断时续、前后跨越十三年的仕途生活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尝试。
陶渊明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猛志”，以儒家“兼济天下”，来要求自己，他的雄心壮志，在老年时曾有回忆“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而且也为了寻求人生道路，曾游历社会“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在自己的努力下，陶渊明终于有了一次出仕的机会。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出任江州祭酒，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可是第一次的仕途，陶渊明没有在任多少时间，很快就辞职归乡了。在后来写的诗中，陶渊明回忆到：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十九)
这是陶渊明在十几年后对自己第一次出仕情况的描述，谈到自己为什么出仕，“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也谈到为什么很快就辞职而去，“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在这里我们看到陶渊明说自己是如何的不愿意去做官，只是因为生活所迫而逼不得已，而面对黑暗的官场，使他又很快归隐乡田。沈约在《宋书·陶潜传》中的记载：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
这段文字，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南史》《晋书》中都有出现，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假象，似乎陶渊明去做官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不得而为之。当时的陶渊明是贫苦的，家里生活困顿，但是还不至于让诗人为了生计去面对黑暗的官场，去接受外在的束缚，这是与质性自然的诗人相违背的。
我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要走上仕途，家贫固然是一个原因所在。但是却不能忽略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积极进取正是理所应当的表现。如果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苍生谋利益，实现自己人生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更是士人深层次的追求。我们可以从陶渊明的诗文中看到这些，“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咏贫士七首·五》) ,“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咏贫士七首·四》),可见物质生活上的贫与富不是他出仕与否的决定因素。做官更不是为了贪图舒适的生活,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等诗集中,可看出其笔下的行役生活苦多于甜,异常艰辛,不但“巽坎难与期”(《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 , 而且“路遐无由缘”、“惆怅念常餐”(《杂诗》) 。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时常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变得艰辛。另外,受动荡不安的时局的影响,也会变得分外危险。
即使如此,作者有时还是“怀役不遑寐”(《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赴职途中的兴奋之情难道仅仅因为月夜之美吗?不是，那是对自己即将展现宏伟抱负前景的一种期待[5]。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已志”(《五柳先生传》),利用诗文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而且他觉得“进德修业,将以及时”(《读史述九章》) ,以求“丈夫志四海”(《杂诗》)。在第一次做官期间所做的《命子》的诗中表现了陶渊明的仕途追求：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集有汉，眷予愍侯。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山河，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窊，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整首诗的前半部分追思先人的功绩，从远古时代的陶唐，历经战国、两汉、直到晋朝这么多朝代，陶氏先贤在给后人一个榜样，那就是要用自己的力量辅佐君王，安邦天下。其后提出对儿子的希望，从侧面反映了陶渊明对建功立业的渴求，一个受儒教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一腔热情。他渴望受到重用,能够辅佐贤君,干一番事业，实现社会理想,而他要济苍生,就必须要出仕。他的追求就是能够像祖辈一样,在建下奇功伟绩之后,做到“临宠不惊”、“慎终如始”,能够“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命子》) 。
第一次的仕宦经历并没有打消掉陶渊明走仕途经济路线的理想，只是在那个乱世，不能找到一个能够很好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诗人依然憧憬理想的实现。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陶渊明在仕宦之途奔波，向着儒家所倡导的经世济国理想努力。陶渊明反复出仕的行为,是他心中涌动的积极、乐观的进取之情的表现,是他在大江南北为贤君大展宏图的美好心愿,是他对大济苍生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所以陶渊明决不仅仅是一个品格高尚的隐士，他的壮怀激烈、他的愤世嫉俗也在他的诗中体现的出来，正像鲁迅说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6]。对于仕途的追求，并不是一种追求贪图享乐的感觉，诗人是真的想为这个混乱的社会带来一片安宁，用自己的宏伟抱负让社会远离争斗，远离黑暗。
归隐后的陶渊明也并没有彻底忘记这个令他爱恨不休的社会，他的隐逸是身隐而心未隐，并自觉以文学为业, 是以诗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在方式上的转移[7]。来看陶渊明在宋武帝永初二年是写的《述酒》一诗：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芈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这首诗写在刘裕篡晋建宋之后，虽然陶渊明在这个时期一直隐身田园，但是并非对社会一无所知，他那颗真诚的心不会真的隔绝社会。陶渊明对篡权之事深恶痛绝，因为陶渊明是一个接受过儒家传统教育而且能够固守穷节的士人。这首诗也是陶渊明少有的论及当时政事的诗文，诗中愤懑情绪充裕其中，纷乱的政治让诗人内心极其痛苦，篡权让社会再次进入了黑暗，对诗人来说，其追求的理想社会再次陷入无望之中。而这次事件也让陶渊明内心的伤痛不断的加深，也让他的诗中有一种愤慨之气，鲁迅先生说过：“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8]。在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借用山海经中的神仙怪诞故事，托意寓言抒写悲愤不平的感慨胸怀。像“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读山海经》其九)中的夸父，“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中的精卫、刑天，他们都有着宏大的志愿，也有着为实现这个愿望顽强不息和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陶渊明是那么的崇敬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希望社会中出现这样的仁人志士，能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努力，恢复社会的良好秩序。诗人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赞美，体现陶渊明的个人追求，看得出对自己少年心志始终不能忘怀的情愫，也表现出了长期以来抱负不得实现的感慨。
总之，陶渊明在对待自己的理想面前始终如一，不断地探索，尽管社会现实的黑暗让诗人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但是诗人却没有忘怀，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陶渊明对自己的猛志理想一直都没能忘怀，那是诗人最初的梦想，也是他为之探索一生的命题。
1.2 追求自我本真的质性自然
陶渊明的思想是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9]。这是陶渊明对人生的一个思考，质性自然的陶渊明从官场退出的时刻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去追求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隐渊明先后经历过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为彭泽县令。陶渊明经历过了五次出仕之后，终于决定不再为官。出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陶渊明毅然辞别官场，和官场永别，此后再不出仕。《晋书》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这其中体现出来诗人刚正不阿的一面，不愿因为生活来压低自己的身份，对官场的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在其后所写《归去来兮辞》中表达了自己与现实官场的格格不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不愿意让自己的心被一种形式所困扰，对自己十多年辗转官场的生涯感到痛心，现实是与自己的理想是那样的遥远，与自己的性格是那样的不相容，在这篇辞的序中陶渊明说道：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诗人在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性格，质性自然，不愿意让现实束缚自己。刚刚做了县令几日，就有归家的念想，可见当时的官场是很不合陶渊明的口味的：“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在这里陶渊明已经对以后的仕途经济不报任何幻想了，尽管诗人心中对家对国依然是如此的关怀，可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偐等疏》)，自己的性格是无法在官场中呆下去的。在之后他也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他的不但表现了自己的立场，也表明了对这个现实社会的深度认识，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侯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孔子有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陶渊明终于认清了自己与现实的不同，自己不可能对这个社会有大的实际贡献，在这个朝代变换朝夕之间的世界来说，再谈论那些经世纬国的远大理想已经没有意义。陶渊明再也不愿为那些权贵浪费自己宝贵的生命年华，他已经厌倦了这个被争权夺利异化的世界，他要为自己建造一座精神家园，那里恬静自然，也有诗人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在那个世界，陶渊明与自然之间已经没有了距离，哪怕是一层薄薄的审美距离也已消失无迹[10]。
陶渊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是从少年时就心怀高趣，陶渊明曾自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与子俨等疏》)，“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对自己的个性一向坦率，不加掩饰，他的好友颜延之在为他写的诔文中也提到“弱不好弄,长实素心”，“ 在众不失其寡,处言逾见其默”(《陶征士诔》)。正是少年时期养成的性格，让他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能始终保持操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他不能与庸吏们同流合污，因为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偐等疏》)。这种纯真刚直的品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愈见其可贵。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并非一个真的隐士，那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尽管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已经辞官归乡，但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依然让陶渊明以固守气节要求自己。没有了生活的经济来源，陶渊明不得不亲自耕种，可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种地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此时的陶渊明是贫苦的，但是“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贫”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物质生活的体现，安于贫困是一个道德的底线，陶渊明以这样的基本底线要求自己，遵循先师“忧道不优贫”的古训，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并在诗中赞颂了这些自古以来的贫士，像黔娄、袁安、荣启期：
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屦，清歌畅商音。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咏贫士其三》)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咏贫士其五》)
在这些诗中分明可以看见诗人那颗固守贫穷的坚定之心，衣食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品德节操却更加重要。品节是一个人能够立身于天地间的基本条件，所以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一点也不会让步。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在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来自官场上的施舍，依然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连食物也不能同食，更何况带有施舍意味的呢。那些古代贤士成了陶渊明的精神支柱，在晚年贫困挨饿的时候，陶渊明依然没有放弃自己为人的准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何以聊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
“安贫乐道”的 “道”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这是古代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余英时曾在他的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论述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君主至上的封建社会里，古代士人总是在统治阶级的“徘优”和自己的“修身”两个角色之间徘徊，但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正面形象是以“修身”为基础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弘道”为生命追求的，但是外在条件的严酷，使许多的知识分子转向走“内圣”的路途，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11]。修身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必修的课程，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一读书人渴望的生命历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陶渊明对于“道”的维护和坚持。
个性使然，对于志在守道以及深受魏晋以来个体自觉所影响的陶渊明，也是极端追求精神自由和个体尊严的。所以陶渊明才会坚决不愿在混乱的官场中无望的坚持下去，宁愿在乡间做一个安静的耕者，去守护心灵间的安宁与纯真，这是对儒家“独善其身”和道家“不为物役”的融会贯通，构成了陶渊明独特的精神框架，使他既能遵守儒家所倡导的重视个人品节，又能追求自己所向往的任真自然。
归隐之后，陶渊明虽然并没有能完全忘掉世俗的烦恼，但是他已经能够定下心来潜心修道。魏晋以来的玄学在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到了陶渊明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种静心的良药。陶渊明这个时期的诗歌以田园诗为主，描写了诗人退隐后的生活。在田园诗的描述内容中包含了诗人春游、登高、酌酒、读书、与朋友谈心、与家人团聚的悠闲等众多的内容，乡村生活得怡然自得。陶渊明用质朴的语言描述生活场景，在这些质朴的语言下面是一颗追求自然本真的心。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这首诗开篇便表明了陶渊明的兴趣爱好“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让诗人很不适应官场的种种限制，诗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平淡自然，让人向往。而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诗人确实在早期行役诗就已经描述过，在出仕的旅途中他会：“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长期的旅途生涯让陶渊明感慨“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于归林二首》)陶渊明甚至明确表示:“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圩,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在这些诗句中，陶渊明一再表明自己归田的坚定志向。而在真正归隐之后，陶渊明对农家宁静闲适生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再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陶渊明参加劳动的真实场景，尽管地种的不好“草盛豆苗稀”，可是诗人的心情是愉快的，那是一种欣然自得的感受。诗人能够在很早的时候就下地干活，直到露水打湿了衣衫，才在月光下扛着锄头回家。隐居后陶渊明的生活尽管很辛苦，为了生计每天早出晚归的，但是诗人的心情是喜悦的，那是一种摆脱外在役使的轻松状态“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也是一种在精神上的一种探索。不同于官场那个被异化的社会，田间的生活是那样的纯真、自然，这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状态。
归隐后的陶渊明，对于躬耕的生活是很怡然自得的。尽管躬耕的劳苦，以及庄稼收成的不好让诗人时时面对一种困苦的局面，但是那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状态，正是从纷乱的世界中解脱归来的诗人所需要的，他多次表达了自己对耕田生活的感受，像“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谈到躬耕的辛苦，劳动的可贵，对自己辛苦的劳作没有任何的抗拒之情，并且说如果能够长期的在乡村耕作，那是非常的愿意的。陶渊明在自己的乡村生活中一直坚持的躬耕生活，这是诗人对“代耕本非望，所业在桑田”(《杂诗》其八)愿望的坚持，是对归隐的另一种表达，那个混乱的官场只能靠剥削人民才能存在，这是诗人所不齿的。美丽的乡间田园是自力更生的世界，是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最大肯定，也是对自己理想的进一步探求。
2 桃花源—精神家园的寄托
陶渊明辞官归隐之后，一直坚持田园躬耕生活，由此也更加的了解到下层农民的疾苦。对比官场混乱与黑暗，陶渊明对这一片自然宁静的乡村产生了浓厚的依恋之情，对躬耕之事也大力支持，曾写过《劝农》一诗：“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写出了乡村农事的悠然自得，也写出了陶渊明对乡村的羡慕之情。这里也有着陶渊明想表达的对社会理想的希望，那种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抱朴含真是陶渊明进行道德修养的原则，而在崇尚自然的思想下，又体现出诗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12]。而在经历了官场的黑暗退隐的诗人，在志向无法施展的时候，却在乡村田园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由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再加上陶渊明自幼养成的直率品质，以及经历过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辞官归田园的实践生活经历，产生了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自耕自食、真诚和谐相处、甚至无君无臣、自由自在和平安乐的社会图景。这是陶渊明的“秋熟靡王税”的大胆设想，一种理想的人格体现，就是他的桃源梦境。
2.1 儒道两家的理想社会
晚年的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诗并记》这片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这篇文章中，诗人给世人展现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桃花源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诗人花费了一生的精力寻找和探求的结果，这是陶渊明的精神家园的最后依托。在这个世界里，田园风光无限美好，人人和谐相处，没有现实社会的混乱杀戮与争权夺利。这个诗人所假想的美好社会不是凭空出现的，有着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托。
老子和庄子都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过自己的理想社会：
临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德经》第六十七章)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
这是道家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不论其思想如何，这样的社会毕竟是一个美好的存在状态。老庄不满现实，希望有一个比现实更理想的社会，他们为理想世界不懈努力的追求过，至少身体力行过。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民风淳朴，人人和谐共处，没有争权夺利，安宁得生活，这是他们向往的世界，和谐和睦。
孔子在对他的弟子言偃讲话时提出过自己的社会理想图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 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 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
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大同”理想，可以看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界所受儒道两家的影响，而桃花源的出现则是在陶渊明的深刻思考下，依据现实情况艺术加工而提出来的自己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潜心设计的桃花源，是诗人思想的最新发展，是对理想的进一步探求，是较高层次的猛志追求的体现。而在出仕与归隐之间，陶渊明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标准和行为方式，不懈探求人生意义，追求理想的光环。[13]
2.2 陶渊明的精神寄托
陶渊明敏锐的感受到社会的腐败、黑暗和虚伪，他厌恶这个社会，从而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探索社会黑暗的根源，寻求一个光明纯洁的社会，而桃花源这样一个自给自足，自然自得的社会状态正是诗人所寻求的[14]。而现实中曾有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也为陶渊明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陶渊明的诗中也提到过这件现实中存在的事情：
辞家夙严驾，当往志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拟古》其二)
诗中所讲的田子泰隐入徐无山，朝廷数次征召，不就，跟随者有五千余户人家。陶渊明归隐后，在农村生活了这么多年，看到许多真真切切下层的悲苦，思想上不断地受到冲击，那是上层与下层的差别，是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陶渊明在田园生活，歌颂自己的田园生活，那是一种小我的自我保护与坚守，可是儒家关怀世人的情怀，在陶渊明心中不断地冲击着诗人的情感，而自己那个报国无门的愤懑淤积已久，社会的动荡让诗人想要从新的认识这个世界。在这首诗中，陶渊明为世人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完美世界，那里的人人互尊互敬，老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诗并记》)
那完全是一个与现实社会迥然有别，却又是充满世俗事物的社会，这里土地平整、良田肥沃、民风淳朴，这里不是仙境胜似仙境。这就是诗人理想的生活社会。在当时经过魏晋时期的战乱，民不聊生，居无定所，遭受着饥寒荒乱的威胁，在死亡线上挣扎，陶渊明想要这样的一个社会来安抚民众，也希望真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出现，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可是这毕竟只是一个假想，是诗人在一生不懈追求的结果，是追求，是进取。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诗并记》)
避乱，是桃花源存在的一个前提，社会动荡，上层阶级争权夺利打打杀杀，可受苦受难的却永远是下层的劳苦大众。战乱，让人民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只有采取“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晋书·刘毅传》)的方式，与现实隔绝。诗人用逃避现实的方法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其中更隐含着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社会，那是诗人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一生都不曾改变。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桃花源诗并记》)
再寻找，却无处可寻，那分明就是昙花一现的美好事物，不可能永远的存在。陶渊明最终将理想构筑于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通过对这一理想社会的最终构想，来完成对黑暗现实社会的超越，使自己的心灵得以自由舒展[15]。这是一个高尚人士所向往的世界，尽管是假想，却是共同的追求。但是陶渊明感到痛心，他痛心无法实现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的愿望，痛心自己的追求就这样的化为云烟，无人问津，更痛心自己的追求之旅途是那么的孤单，孑然一身，寻觅不到与自己理想相契合的人，所以才会发出“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并记》)的呼喊。现实依然是那么混乱不堪，人们从来想的都是眼前的既得利益，谁又能想到诗人不懈追求的理想呢?尽管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是高尚的人士的共同追求，可是这样的人是那样的稀少，少到在社会上甚至不再出现，不再出现为至高理想努力的人，这终将成为一个社会的悲哀。
陶渊明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在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论是青年时期的激扬人生还是中年的平淡自然，甚至是晚年时而的悲愤，都能看到诗人不断前进的步伐，那是一种坚韧的力量，对生命的热爱，为自己理想的执着，对民众的关怀。在出仕与归隐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在各种思想中思索现实的意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其人生范式，其对理想的不懈追求，让后来士人无比的崇慕，也让后来的历代士人中，总能在陶渊明这里找到归属感，这是陶渊明对后人的贡献，也是他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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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行霈，1997：《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1页。
[15]丁旻，2004：《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扬州教育学报》第2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