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率自然陶渊明：诗风太超前 在当时反不受重视
渊明活着的时候，他的人格被很多人推崇，但他的诗文并没有被太多人欣赏。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来评论渊明的作品。渊明刚去世时，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作了《陶征士诔》，文中说渊明：
学非称师，文取指达。
也就是说，渊明的学问并不是特别深，他的诗文也不过就是很通达流畅而已。按说颜延之是渊明非常好的朋友，而且在这种祭文中应该也会赞美渊明，但他也不过写了这么几个字，可见当时人们对渊明的诗文并不多重视。
其后若干年，梁朝钟嵘作了一篇在文学批评史上有深远影响的《诗品》。《诗品》把诗人分上中下三品(三等)，而陶渊明是被他列在中品里的。钟嵘是这样评价渊明：
宋徵士陶潜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其实这段话，还是非常赞美渊明的，但是有几个地方确实一直被后人诟病：一是认为渊明的诗主要是学应璩(三国时曹魏文学家，字休琏)，又兼学左思(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二是将渊明置于中品。三是完全以隐逸来概括渊明。要我看来，还有第四点，就是说渊明是“宋”徵士。前面两点，估计渊明地下有知，也不会在意，但是第三四点，渊明应该会为之攒眉。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明确说渊明是“有晋徵士”。也就是说渊明是晋的遗民，并不甘心做刘宋的臣子，这应该是符合渊明本心的。
前两点被无数后人诟病。很多人辩证渊明的诗不是学应璩的，有人认为他是学苏李五言诗(苏武李陵)，有人认为他学《十九首》(陈绎曾《诗谱》：“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差缓耳。至其工夫精密，天然无斧凿痕迹，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诸家风韵皆出此。”王文禄《诗的》：“音调法《古诗十九首》。)有人辩驳说以渊明的性格，是不会刻意学某一家的。如贺贻孙《诗筏》中说：
论者谓五言诗平远一派，自苏李、《十九首》后，当推陶彭泽为传灯之祖，而以储光羲、王维、刘、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诸家为法嗣。但吾观彭泽诗自有妙悟，非得法于苏李、《十九首》也;其诗似《十九首》者，政以气韵相近耳。储、王诸人，学苏李、《十九首》，亦学彭泽，彼皆有意为诗、有意学古诗者，名士之根尚在，诗人之意未忘。若彭泽……何尝以古诗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学之，以吾诗某篇必可传，而勤勤焉为之。名士与诗人，两不入其胸中，……味“自娱”二字……绝无名根;……其视树木交荫，皆自然之文章，而时鸟变声，皆自然之丝竹也。……大抵彭泽乃见道者，其诗则无意于传而自然不朽者。
他认为渊明不像后来人，在胸中横着“名士”与“诗人”的执念，会去刻意学谁，又会认为自己诗会被后人传诵。当然，这种说法也不错。不过我认为渊明还是会在乎后人来读自己的作品的。因为他在诗中说“不赖固穷节，谁当百世传”，可见他还是有儒家“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观念的。只不过渊明舍弃了“立功”，选择了“立德”与“立言”。
贺贻孙《诗筏》还辩驳了渊明之诗出于应璩的观点：
使彭泽果出于应璩，岂复有好彭泽哉?余谓彭泽序《桃源诗》云“不知有汉，何况魏、晋”，此即陶诗自评也。
他的意思是应璩的诗也不见得怎么样，如果渊明取法乎中下，怎么会写出上乘的诗作来呢?世人还会喜欢渊明的.诗么?叶梦得《石林诗话》也说：“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直到清朝沈德潜《说诗晬语》中还说：“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锺记室谓其原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客观的说，渊明读过应璩的诗，借鉴一点，也属正常，但像钟嵘那样说他出于应璩，则未免过于狭隘了。君不见，现在还有人传诵应璩的诗么?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好像后人抨击《诗品》比较多的，主要在“其源出于应璩”这一句，对于后面的“又协左思风力”似乎没有什么人来批驳。这主要是左思的诗确实也不错，加上钟嵘只说渊明于左思是“协”，即非“专攻”，故而大家也觉得说得通，就不消辩驳了。
而钟嵘为什么会把渊明放在中品呢?这大约是因为渊明的诗风太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过于超前了，有点难以被当时的主流风格所接受。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中说：
西晋诗当以阮籍作主，潘、左辈辅之。若陶公高骨，不可以时代论。
一句“不可以时代论”则看出渊明的超时空的价值。而晋代的诗风，则以阮籍、潘岳、左思等人为主了。许学夷《诗源辩体》也说：“晋、宋间诗，以俳偶雕刻为工;靖节则真率自然，倾倒所有，当时人初不知尚也。”所谓“初不知尚”就是说根本还不懂得他的好处，还不知道推崇呢。而乔亿《剑溪说诗》中说：“陶诗混然元古，在六朝中自为一格。”后来，雕琢与自然，成了诗歌中的两大风格。马星翼《东泉诗话》中说：“陶诗以自然为贵，谢诗以雕镂为工，二家遂为后世诗人分途。”有时我会奇怪，魏晋不是一个崇尚自然，推崇老庄的时代么，为什么诗歌那么推崇雕琢呢?后来再想想，魏晋时期文人的推崇老庄自然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很多“矫情”的成分，往往是有意要做给人看的。所以在那时，真正自然的陶渊明，就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