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王安石该如何拯救
引导语：王安石是宋朝最为聪明的人之一，如果到了2016年中国，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王安石真的能拯救2016年中国经济，我们一起来了解下文是如何解读的?
至宋神宗赵顼上位，大宋朝立国近百年，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英宗在位日短，神宗算得上真正第五代，宋朝承平日久表面繁华，但积弊深重危机四伏，贪腐横行，官僚习气严重，民间日益困苦，贫富分化严重，货币持续贬值……神宗知道祖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富国强兵愿望非常迫切，上台后立马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
一位是雄姿英发的世袭皇族，一位是口碑极好的能臣干吏，本以为携手合力能一改大宋衰颓之相，但两位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却遭遇强大反对，而这些反动派很多还是王原来的朋友，教科书上说熙宁变法失败因为是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联合反对新法，从而导致改革失败。但我们看看保守派名单：韩琦(名望极高前宰相)，富弼(老成持重，抵御西夏守护西北能臣)，司马光(著名史学家，一代名臣)，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具宰相之才)，还有苏轼苏辙兄弟，神宗时代精英几乎都赫然在列，这么牛逼的“反动派”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成了新法反对者，仅仅用“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异见者”来定义肯定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些人不仅是时代精英，品格也光照千秋，更加重要的是，那时候可没有人移民大辽或者西夏，他们一定希望大宋国富民强。
纵观“赵王新政(赵顼与王安石)”，之所以未能成功，除了赵顼这位左派愤青急功近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改革不配套，经济政策不可行，企业活力下降，用人唯亲小人当道，权力集中独裁，容(http://www.ruiwen.com/wenxue/)不下不同声音，外交四处树敌，民粹日益横行……表面看来，王相的确以自身才干为大宋王朝赢得了治标时间，但宋神宗和整个内阁却没有找到治本方法。打着改革口号，但却没有去真正深化改革，而是打着右灯向左转，用计划手段去解决市场问题，和真宗时代自由经济相比，神宗走的是左派经济学老路，最后将大宋王朝推到悬崖边。
看看今天的经济形态，与当年宋朝何其相似，货币贬值、官场腐朽、佞臣当道、冗官冗军、内部企业倒闭、外交四面楚歌，如果能穿越时空，失败过一次的神宗和王安石应该这样拯救2016年的中国经济。
一控制货币发行，发展实体经济
北宋中期财富增长速度变慢，唯一加速的是国家的印钞机。但由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虚拟经济增长速度，导致经济有了巨大泡沫。有一个数字可以看出熙宁变法导致的通货膨胀，变法前北宋米价为700文一石，变法后暴涨到2500文至3000文一石，通货膨胀4倍。为了实现表面上的“国富”，宋神宗朝“印钞机”加大马力，2年就铸造1000万贯铜钱，超过了真宗朝代速度好几倍。这样做导致民间财富被迅速稀释，社会上流民无数，长江以北田地荒芜，使得实体经济反而严重萎缩。所以控制货币发行，保持币值稳定，也是王安石必须要做的事，不能因为追求GDP的增长而饮鸩止渴。
二解决宋朝财政赤字，首要解决冗官冗军问题
王安石之所以急急忙忙想着捞钱，是因为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财政捉襟见肘重要原因是宋朝的官僚机构非常臃肿，北宋官员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词人宋祁曾经说到宋朝“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臃肿是溃烂的开始，宋朝官场十分腐朽，效率很低，与人员臃肿也不无关系。先对整个官场进行裁员，再推行《保甲法》解决冗军问题，不干事的官员不仅自己不干事，还会影响其它官员的工作。在这一点上王安石应该接受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一直提倡朝庭要节约用度，称“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而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
三实行普遍性减税，重振大宋朝实体经济
神宗其间的中小企业(农户、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着繁重的赋税徭役。面对这样的事实，当时采用手段是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简单地说就像由政府成立一个“农业银行”，春种时农民有需要则借钱买种，秋收时还本付息，目的一是抑制土地兼并，二是为农民提供资金，三是政府创收，可以说神宗和王安石理想非常丰腴，经济理论造诣超越一个时代，但实际上在推广过程却是满满的骨感，各方面的顾忌和手续，让普通农户根本就拿不到钱，就像现在政府要求中小银行放贷给有需要的中小企业一样，实际上完全达不到效果，中小企业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得资金。还不如直接进行普遍性减税，让所有中小企业可以直接享受政策红利，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激活民间市场，重振整个大宋实体经济。
四外交不能以民粹为导向，避免四面树敌(http://www.ruiwen.com/wenxue/)
宋朝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真宗的领导下，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北宋的货币一直非常坚挺，澶渊之盟后辽国获得北宋的“岁币”后，其财力增强，对内采取轻税收政策，宋辽两国进入了颠峰时期，成为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宋辽关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市场关系”。但神宗上台上却不顾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一味强势，没有利用好西夏和辽国之间的.纷争，将澶渊之盟视为宋朝百年之辱，一味迎合甚至推动民粹思维，却不知道外交是文武之道，需要一张一弛。先解决好宋朝自己的问题，各方面准备好了再与这些草原部落翻脸，自己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却一味的强硬，搞得西夏和大辽直接与宋为敌，最后导致《保甲法》都不能真正推行。
五佞臣当道，没有笼络士大夫之心
在“熙宁变法”变法派队伍之中，除了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之外，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曾布、章惇、蔡京、李定、邓绾、舒亶、薛向等人名声不好，蔡京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史称“六贼之首”。吕惠卿、李定、舒亶也都是屑小之辈，却都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这些人私心甚重，除了一味的鼓吹“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和叫嚣爱国主义外，并没有在经世致用方面有杰出表现。最可怕的是造成一种不好的舆论导向，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宋神宗喜欢的，就是“小花瓶中插芬芳”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想为国分忧的士子。治国理政，不能只听那些好听的话，任用那些能干任事，例如司马光这样的新法反对者是很有必要的。
六倡导言论自由，重审乌台诗案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表面上言论自由与经济没有关系，事实上关系极大。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有颠覆国家罪的嫌疑，御史李定曾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史为“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后果是导致炎黄子孙万马齐喑，春秋笔法从此不再，拥有不同意见的官员都被赶出朝堂，使得有识之士不敢进言。金庸在《天龙八部》里描写太皇太后与哲宗赵煦的对话就是：“你父亲听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颂德，说他是圣明天子，他才喜欢，倘若说他举措不当，劝谏几句，他便要大发脾气，罢官的罢官，放逐的放逐，这样一来，还有谁敢向他直言进谏呢”，难以想像，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宋朝怎么可能健康发展。
七奉行“国退民进”的施政方针，让市场的归市场
整个“熙宁变法”是围绕①青苗法②募役法③市易法来进行，虽然政府的进入限制了大地方、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整个变法核心实际上让政府进入市场，通过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增加社会财富，这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初期可能会取一定成效，但最终由“国家垄断”取代了“企业垄断”，打压整个市场活力。
宋神宗和王安石最初的本意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并不愿让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但事实上，如果不尊重市场本身，变法最终毫不意外变成了“与民争利”，如果不是将民生问题作为最终目标，而是将集中权力视为最高目的，那么所谓“赵李新政”毫无意义。更可怕的是，熙宁三年朝野已经普遍认定“赵李新政”向左转，很多官员开始迎合上意，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追求，他们唯一目标就是获得权利，蔡京童贯等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最后也成为变法过程中的获利者，直至北宋政坛走向末日，掀起更多腥风血雨。
回溯历史
王安石是那个时代最为聪明的人之一，就算到了2016年中国，一定也是了不起的改革家，但因为权力在握后刚愎自用，在众小人吹捧中有走向个人崇拜的嫌疑。历史已矣，如果赵顼王安石能再来一次，一定会在政治上追求与保守派司马光的合作，经济上侧重民间活力而不是国家收购，财政上实行普遍降税而不是单项补贴，文化上追求思想多元而不是言论专制，人才上能够接受苏轼这样的时代精英，外交上能对西夏和大辽各个击破而不是一味强硬，货币能够保持稳定……这样的“熙宁变法”会让这个东方强国变成唯一的超强大国，也为2016年中国经济提供一面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