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写诗与作文一样，也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所以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超过了他的散文。
王安石的诗风在56岁退居江宁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创作历程可以此为界分成前后两期。前期的王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界地区人民在灾年的悲惨生活，《兼并》、《发廪》等批判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王安石也写了许多抒情诗，其中颇有思亲怀友的名作，如《思王逢原》三首怀念德才兼备却不幸早逝的好友王令，《示长安君》写岁月流逝、兄妹离别之情，语淡情深，十分感人，表现了这位严肃、刚强的政治家的另外一面。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如《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前人咏贾谊，多着眼于其才高位下的悲剧命运，王诗却独排众议，认为贾谊的政治主张多被汉廷采纳，其作为政治家的.命运远胜于那些徒得高官厚禄者。此诗借咏史以明志，字里行间隐约可见王安石本的人政治家风采。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更是传诵一时的名作，试看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唐人咏王昭君多骂毛延寿，多写王之顾恋君恩，而此诗却说王之美貌本非画像所能传达，王昭君流落异域的命运未必比终老汉宫更为不幸，都体现了在唐诗之外求新求变的精神。而结尾指出王昭君的悲剧乃是古今宫嫔的共同命运，议论之精警突过前人，充分体现了宋诗长于议论的特征。
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心情渐趋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虽然后期王诗中仍有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情形，如《北陂杏花》中“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两句，无疑寓有对自己高尚情操的孤芳自赏之意。但如果与早期所作《华藏院此君亭》中的咏竹名句“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相比，则诗风显然已从直截刻露变为深婉不迫了。
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 (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间不容发。”(《石林诗话》卷上)从宋人的这些言论来看，人们称王诗为 “王荆公体”，主要是着眼于其晚期诗风。如《雪干》和《书湖阴先生壁》：
雪干云净风遥岑，南陌芳菲复可寻。换得千颦为一笑，东风吹柳万黄金。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这些诗描写细致，修辞巧妙，韵味深永。如果说王安石早期的诗风显示了直截刻露的宋诗特征，那么其晚期诗则以丰神远韵的风格体现出向唐诗的复归。所以王诗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其艺术成就也足以列于宋诗大家的行列。
王安石非常器重的王令(1032～1059)，才高命蹇，未及施展抱负即不幸早逝，但他在诗歌创作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王令诗以评击时弊、抒写自己的远大抱负为主要内容，风格雄伟奔放，语言奇崛有力。充满着浪漫色彩的长篇五古《梦蝗》巧妙地借蝗虫申辩揭露了人间的种种不平等现象，痛斥贪官污吏等寄生虫对人民造成的烈于蝗虫的灾难，构思奇特，笔锋犀利，是一篇杰出的寓言诗。王令的抒情诗也具有开阔雄大的意境，如《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