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是以借游山探洞为题，阐述治学之道。它是以议论为主、记游为次，通过记游进行说理的优秀散文。
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於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译文：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现在将“华”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因字同而产生的)读音上的错误。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打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象越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赏析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记，其实是借题发挥的议论文。本文的最大特点是记叙、议论相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
作者先记叙了自己游山洞的经历。山洞“深”、“难”、“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随之而出，所以不能“极夫游之乐”。接着，作者转入议论，“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这样就把人分成两类，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游览爬山，也适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仰慕孔孟，立志高远。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寻险远之处的奇伟瑰怪吗?当然，王安石深知，欲达险远，首先需要立志，这是主观条件。没有远大志向就永远到达不了“险远”。王安石有这个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要经世致用，这个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恒，有主见，不随波逐流。否则，也不能到达“险远”。在此基础上，自身还要有足够的力量。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讲，这个“力”是德、才、学、识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体现。以上三个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备的条件，可谓内部条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处，如果“无物以相之”，也不能到达。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是就开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试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阻挠。改革如果没有最高权利──皇帝的·评论·赏析语文人生 ·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怀疑者、攻击者纷纷而至的时候，关键就看皇帝的态度了。王安石对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当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并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或者说，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变法改革。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继位后，想有所作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论述了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的种种弊病，指出了歌舞升平的背后存在的严重危机。
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 “熙宁变法”。神宗死后，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大权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对变法早就不满了，她执政后，起用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于是变法失败。相之之“物”，还包括一支高素质的官员队伍。王安石非常重视人才，可以说他是一个“人才决定论者”。他笃信“有治人，无治法”。要想振兴宋朝，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胜任朝廷重托的各级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八字纲领。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宁变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了。
由此看来，“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纾评析《游褒禅山记》时说道：“此文足以概荆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谓非定力以济之，即有志亦复无用。故公之行新法坚决，不信人言也。所谓‘无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尽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须人以助。武灵王行新法，有肥义诸人相之;公不得韩、富为之相，专恃吕惠卿、李定辈，无济也。‘于人可讥’，则指同时指斥新法者;‘在己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尽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强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为仁宗年号，公实未相，新法亦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凿锻炼。不知言者心声，公之宿志如此，则异日之设施亦正如此。”林纾的此番分析可谓“此言得之”。
令读者费解的是，王安石针对“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否游离于主题之外呢?是否对上段议论有所冲淡呢?细细琢磨，作者把这一小段放在大段议论之后写是有深意的。“仆碑”虽“仆”，毕竟是“碑”，但“其文漫灭”，谬种流传，不得识其真面目。学者不应该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追根溯源，求其本质。王安石变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危险，中国向来有“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说法，一旦变法失败，王安石能否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王安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有人称王安石为“奸人”吗?王安石壮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毁誉交织、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盖棺难定论的人物。仇视王安石的人极尽诬蔑栽赃之能事，欲“漫灭其文”。由此看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是多么令人惊心的话语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后人评价此文说：“逸兴满眼，而余旨不绝。”(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王文公文钞》卷八)“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语)“用笔最折。”(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三十)这些论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层含义，可谓王安石的“知音”。
作者出身简介：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