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钟山即事
涧水无声绕竹流, 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 一鸟不鸣山更幽。
江上
江北秋阴一半开, 晚云含雨却低徊。
青山缭绕疑无路, 忽见千帆隐映来。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身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残菊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梅花》赏析]
梅花，香色俱佳，独步早春，具有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因而历来为诗人们所吟咏，所歌颂。在我国古代为数众多的咏梅诗中，王安石的《梅花》堪称一首饶有特色、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首咏梅诗吟咏的是早春之梅。全诗虽仅4句20字，却较为形象地刻画了早春梅花的神韵和香色。前两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写颇有寒意的早春时，万物皆未萌芽，唯独墙角数枝梅花迎寒绽开。这两句写梅花，不绘其形，而传其神。“墙角”二字点明地点；“独自开”与“数枝梅”相照应，传递了梅先天下春的信息；“凌寒”二字交代时间，突出了春梅于严寒中傲然怒放的性格特征。不过，这两句诗写梅花不畏严寒傲然怒放，并非首创。在此之前，已有别的诗加以描绘了。如南朝陈诗人谢燮的《早梅》诗：“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紧扣一个“早”字，用表现人的心理状态的“疑”与“畏”字写梅花，使之人格化，从而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其傲霜斗雪迎春的高尚品格。
较之前两句，后两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写梅花的香色，则写得较为新颖别致。“遥知不是雪”，着眼于人们的视觉形象，含蓄地写梅花的纯净洁白。尽管这句诗否定了诗人于远处所看到的墙角凌寒独自绽开的数枝梅花是雪，但它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梅白似雪的色彩。试想，假如这梅花不是白的，而是红的或是其他颜色，诗人会由此而联想到雪吗?正因为梅花似雪，唐代诗人张谓的《早梅》诗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以错把梅枝当作雪枝来反映白梅早发、皎洁似雪的特点，才给人以“错”而无误，“错”中见奇之感。
“遥知不是雪”这句诗，不仅含蓄地写梅花的纯净洁白，也间接地交代前两句中所写的迎寒怒放的“墙角数枝梅”实为诗人从远处隐隐约约中所见，且与诉诸人们嗅觉的下句“为有暗香来”一道写梅花的香色，诗句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显示出全诗结构的严谨。
诗人写梅香，没有借助任何形容词，亦未泼墨如云，大肆渲染，而是以“看似寻常最奇崛”(王安石语)的“遥知”这两句诗巧妙自然地出之。这两句诗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正因为有梅花的香气从远处袭来，才使诗人“遥知不是雪”。倘若梅花无香气，则诗人从远处隐隐约约看到的“墙角数枝梅”，是难免把它错当作雪枝的。以互为因果的两句诗写梅花，收到了香色俱佳的艺术效果，与张谓的《早梅》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遥知”两句诗也未必是实写诗人于远处闻到梅花的香色，从而得出是梅非雪的结论，而只是虚写，极言梅花的香气之浓。
如果说，这首《梅花》诗所吟咏的梅花，不仅让人领略到其凌寒怒放的神韵，而且给人留下它香色俱佳、别具一格的鲜明印象，那么，这首诗本身也就如同它所吟咏的梅花，令人赏心悦目，获得艺术美的享受。
[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的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的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