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认为王勃诗歌的风格以“绮丽”为主，如宋代王应麟说王勃诗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风”；南宋词人刘克庄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元代辛文房说王勃诗歌风格“属文绮丽”；明代张逊业也说王勃“富丽径捷，称罕一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勃“文章钜丽，为四杰之首”。近代学者也有不少人认为王勃诗歌深受梁陈浮靡之风的影响，其风格仍可用“艳丽”二字来概括，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袭梁陈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绮丽”中的“绮”指的是词藻运用的繁富，“丽”指的是语言色彩的华美，这种人仅从语言形式上去观察，更何况王勃等四杰的诗歌，有“浓妆”也有“淡抹”，这种人的评论不免失之偏颇。另一种观点则注意到王勃等人诗歌内容上的感情基调，如王明居在《王勃诗歌风格发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导风格则可用‘雄放刚健’四个字来概括，而其‘柔润富丽’的特色则居次要地位。”王先生从“风骨”的角度评论王勃诗歌的风格，无疑比前一种意见高明得多。正像前一种人只看一个人的衣着，王先生才注意这个人的气质一样。但是王明居先生没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执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狭。
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急转，会使这个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巨变，这差不多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常见现象。王勃一生以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为转折点，以此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诗歌可用“雄放刚健”四字概括，后期诗歌的风格主要是“苍凉沉郁”。下面拟从王勃的思想和创作的变化上作粗浅的探讨。
一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早年得志的诗人，其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至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完全可赞曰“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金猴。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又风靡文坛。诗歌变成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文风，如其祖父王通持“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⑿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⒀。这些都为王勃等人的诗歌改革开先河，扫除不少障碍。诗文方面，前人虽也有批评齐梁体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⒁，诞但缺乏实践构建。王勃的兄弟们“磊落词韵，铿锵风骨”⒂，“亦一时之健笔焉”⒃，但缺乏理论支撑，皆不成气候。唯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和《平台秘略论??文艺三》中，树出“思革其弊，用光志业”的旗帜，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又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理论，又有一时俊彦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鼓舞其心，发浅其用，八宏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⒅“遂使繁综浅术，五藩篱之固”⒆，“翰苑豁如，词林增峻”，遂成局面。
王勃多次以“气横霜暑”，“气凌云汉，字挟风霜”作为文学评论的标准，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在诗歌中显现的，其一《腾王阁》诗：
腾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幕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仅八句，却展现画栋上云彩的升腾，朱帘外山雨降临，潭里悠悠的闲云，槛外滚滚的长江这样无限的空间和物换星移的绵长的时间，在此壮阔的背景下，凸现高耸入云的腾王阁的雄迈气魄，虽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感慨，难掩雄放刚健的气概，所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赞王勃“龙文虎脊皆君驭”，这里的“虎脊”就是雄放刚健风骨的另一种称法。
其二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五言律诗是一篇见习的送别之作，但完全背离宫廷风格，具有雄健风格的明确的建构意识。首联以“城阙”与“五津”对举，是对别后空间格局及隔断距离的预设，为诗意的衍进张力。颔联和颈联，也一改宫廷诗的景事的罗列与辞藻的比类，而充盈着情、意，由两人的处境和共同的感受，进而以心理的力量把“天涯”之遥缩短为“比邻”之迩，表现“北海虽赊，扶摇可接”的豪迈意境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尾联一扫“临岐洒泪”“黯然销魂”的传统惯例，瞩望于心灵的相通，互勉于前程的展望。八宫体诗繁缛的.描写性变为抒情体朴素的表现性，一洗悲酸之态，充满昂扬之情，雄放刚健，意气风发，给人以风发向上的力量。
这种风骨，直接开启盛唐诗风。
二
唐中宗复位，即着手清除武后党羽，许多新贵也乘机排斥异己，卷入政治旋涡，不少杰出诗人也都随之升沉浮降，如王勃、卢照邻、骆宾王、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宋之问、沈全期等人由于各种缘故而被贬逐远方。这对以建功立业为怀抱的这批诗人，自是严重的挫折和残酷的打击，也使他们的诗风为之一变，如沈全期被逐驩州时所写的诗歌，风格与宫廷时截然不同，显示出幽怨、绝望乃至愤懑。王勃由于佛学和叔祖王绩隐居思想的影响，表现得不那么强烈，但由“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勃勃雄心，竟至于坎坷失志，流离岁月，羁荡山川，感慨和不平是难免的，诗风的转变也是自然的。
宫廷中盛行斗鸡，王勃为沛王戏作《檄英王鸡》，高宗认为是兄弟之间“交构之渐”，王勃被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这对王勃的仕途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说：“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在任虢州参军时，又发生“匿杀官奴曹达”的冤案，以触犯大唐法律被判死刑，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幸遇大赦，仅去官职，其父也受牵连而远迁交趾令。他在《冬日羁游汾阳送韦少府入洛序》中说：“下官诗书拓落，羽翮摧颓。朝廷无立锥之地，丘园有括囊之所。山中事业暂到渔樵；天下栖迟，少留城阙。忽逢萍水，对云雨以无聊；倍切穷途，托形骸而何托！”这正是他穷途末路，绝望悲凉的自我写照。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才使得王勃后期的诗歌大多带有苍凉悲郁的风格，试看在蜀中写的两首送别诗：
别薛华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路，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天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重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风飘濯锦州。
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
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
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
薛华是唐开国重臣薛收之孙，从《序》中看，第一首诗当作于锦州，两位少年才子漂泊他乡，其感触自不待言。作者用“穷途”“遑遑”“悲凉”“凄断”“同漂泊”“共辛苦”“梦中人”营造苍凉的氛围，表达浓郁的心情。第二首前半部分用风物涂抹出浓黑苍凉的夜色，后半部分直抒胸臆，表达沉郁的别情。与前期长安写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相比，已经完全没有激昂慷慨，意气风发的豪情壮志，把“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变成“穷途唯有哭，还望独潸然”。
还有一些别离诗，如《寒夜思友三首》之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夜调鸣琴，相思此何极。”；《江亭夜月送别二首》之二：“乱烟笼碧彻，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如此寒。”《别人四首》其四：“霜华净天末，雾色笼江际。客子长畏人，何为久留滞。”都显现出苍凉冷落，凄苦沉郁。不仅别离诗中，即使是其他题材的诗中，也多充盈着这种诗风。如《上已浮江宴韵得遥字》：“上已年光促，中川兴绪遥。绿齐山叶满，红泄片花销。泉声喧后涧，虹影照前桥。 遽悲春望远，江路积波潮。”诗中游宴之初，作者尚有兴致，而游宴之中，忽生悲凉。情思所以变化得如此迅速，是因为波涛和潮汐的不平静，引起作者世路艰难的感慨。又如《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前两句以长江滞悲喻旧念之深，后两句则以苍凉的山景着意点染，烘托诗人愁旅思归之情。再如《易阳早发》：“云间迷树影，雾里失峯形。复此凉飙至，空山飞夜萤。”诗中以空冷苍凉的意象幽约地传导出诗人仕途的挫折与旅途艰辛的隐曲的情感意绪。
以上两方面是对王勃前后两个时期诗歌风格初步探讨。对王勃的诗歌风格，论者如云，间或有谈到诗风转变，但仅从“题材进一步丰富，内容进一步充实”“脱离宫廷的狭小范围，走入江山与塞漠的广阔天地”方面入手。本人末学后进，不惮冒昧，提出浅见陋识，望行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