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崇道与隐逸

王昌龄崇道与隐逸

　　王昌龄的主导思想是儒家的，同时受时代风气濡染，心倾佛门，也显受道教及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道教的兴盛与隐逸的风行

　　唐代文化政策宽容，“三教”并用，“佛学发达，禅风大炽，而且亦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时期，而盛唐则更是其盛之又盛时期”。具有自然浪漫气质的道教与青春浪漫的盛唐精神自有相契之处，而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与盛唐道教的兴盛密切相关，如道教经典成为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士人可以通过道举入仕。道家先于道教，道教依道家而起，二者关系若即若离，同异并存。道家隐逸思想鲜明而丰富，讲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主张遗世隐居，以此来“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养生主》)，逍遥于天地之间。道教求经问药、寻仙访道为的是长生不老，道家隐逸山林、遁迹江湖为的是避世保全，二者目的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必然联系。例如山林湖海等隐居之地多为修道成仙之所，隐居与求仙常常和谐统一，则隐士即道士，道士即隐士。而盛唐道教的兴盛和统治者对隐士的礼遇无疑促进了隐逸之风的畅行，由隐入仕成为当时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本文试结合王昌龄的主要生平和诗作分析其崇道隐逸思想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原因并与儒家入世思想做比较。

　　二、耕读隐居到科举入仕

　　唐统治者崇道有其政治目的，文士们隐居多也不过是求仕的手段。王昌龄对这条由“隐”而“仕”的基本路径十分清楚，在《上李侍郎书》中即说过：“昌龄岂不解置身青山，俯饮白水，饱于道义，然后谒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对于这条“终南捷径”王也是身体力行。

　　隐居生活往往少不了寻仙访道之举。王昌龄隐居嵩山时，有幸拜谒到当时著名的道士焦炼师，喜出望外，写下《谒焦炼师》一诗：“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翩翩西海期。”隐幽闲净的环境渲染了出世高人的仙风道骨。末写诗人得到长生药，期盼着从此羽化登仙。

　　隐居学道，道经的学习必不可少，入仕以后，依旧用功不辍，可见于汜水尉任上所作的《赵十四兄见访》等。《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一诗中诗人虔诚地“稽首求丹经”，最终感动得仙人“乃出怀中方”。可惜“我”“披读了不悟”，老道士只能 “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末两句用王烈典，意义双关，谓在嵩山学道不成，乃有北上太行之意。

　　学道不成而北上太行，是为了进一步求道还是由隐转仕的借口呢?公元722年(开元十年)，王氏二十四岁，离嵩山北上太行入山西。联系《驾幸河东》一诗，此行当与唐玄宗的太原之行有关。那么王昌龄结束隐居生活，离开嵩山北上，似乎是为了功名。

　　诗人的谒君之行致仕未果，投笔从戎，从军不成，便转试科举。进士及第前，王昌龄在石门谷隐居近一年，重温耕读的日子，旨在应试。

　　《秋兴》：“日暮西北堂，凉风洗修木。著书在南窗，门馆常肃肃。苔草延古意，视听转幽独。或问余所营，刈黍就寒谷。”这首诗描绘的大约正是诗人隐居石门谷时耕读的情形与感受，何等清静与幽独。但躬耕、隐居皆非王昌龄的理想，故而他与邻相邀出谷谋仕。在他入仕后所作《郑县宿陶大公馆中赠冯六元二》一诗中王昌龄回忆道：“儒有轻王侯，脱略当世务。无何困躬耕，且欲驰永路。幽居与君近，出谷同所骛。”与隐居嵩山时相比，这次隐居谋仕的功利色彩似乎更鲜明了。在诗人看来，入仕为官才是他所要走的畅通恒久之道，可见发奋进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的主导思想。

　　三、入仕“资本”到精神“良药”

　　如果说早期崇道隐居更多的是走“终南捷径”不可或缺的“资本”，那么入仕后则是为自己解脱心灵束缚开的一剂良药。王昌龄两中科举，惜其一生所任不过丞、尉之类，又两窜遐荒，可谓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满腔抱负无法施展。而苦闷的精神压力需要释放，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抚，这就导致诗人由积极“入世”而转为消极“出世”，以寻求另一片精神家园。

　　(一)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春，王昌龄登进士第，授为秘书省校书郎。《放歌行》作于其初授校书郎时：“望尘非吾事，入赋且淹留。幸蒙国士识，因脱负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营数斗禄，奉养母丰羞。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诗人对于终遂入仕夙愿虽心存感恩之心，但这毕竟与诗人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故诗人在末联表示了得仙药以飞升的愿望，实际上是委婉地表示了对现状的无奈与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