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引导语：北京人喜欢遛鸟，养的鸟的种类也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下面就是有关中国作家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诗词字画也十分了得。不愧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自谦地说：“我作画只是自己瞎抹，无师法。”他的作品却深得黄永玉、吴冠中的赏识，李政道家的客厅里就挂着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儿女们在《老头儿汪曾祺》里说：“父亲送人字画非常大方，真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问人家：‘你有没有我的字画?’，画得好的、比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虽说汪老自谦是“业余”画家，但字是下过工夫的，临过数种碑帖。儿时去文游台玩，还忘不了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在纸上来回磨蹭，把字帖拓下来的字带回家临摹。诗词于他虽说是偶为一作，欣然所至，随意而成，然他的诗既严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许多空酒瓶，金先生问为什么不撂掉，汪老回答懒得撂。老伴施松卿说他常一边写字看书，一边拿着酒瓶喝一口，当喝到微醉状态时写字作画最为传神，佳作常出于此时。
汪曾祺喝酒很杂，也不考就，家里的好酒常舍不得喝，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北京二锅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著名作家邓友梅，邀其到家里喝酒，并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邓友梅到他家静候多时也不见他回来，哪知他竟把这件事给忘了，跑到小酒店点盘小菜自斟自饮起来，回到家说菜没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金先生想跟着他出去，顺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场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执意阻拦他，说你到我书房看看字画吧。过了一段时候他又空着篮子回来了，实际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独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来也是他观察市井，寻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安乐居》、《泡茶馆》这样绘炙人口的文章。《岁寒三友》中的如意楼，《捡烂纸的老头》的烤肉刘，“绿杨饭店”从兴盛到衰败，汪曾祺笔下的酒馆无一不与他嗜酒的经历有关，不仅“酒楼”如此，“茶馆”也同样被赋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数。汪曾祺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监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孙女就是个“密探”，偶尔汪老跑到厨房拿着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孙女发现了，她马上就叫起来“爷爷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从高邮捎去两瓶醉虾，汪老突然问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说不知道，他说就是醉虾，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给汪老带去两条红塔山香烟，他说香烟你下次就不要带了，云南烟厂的老总说我 这一辈子的香烟他都包了，是白壳子的特供烟，定期送上门，象征性地收两毛钱一包。
汪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写碑文的字，找到当时北京书画界权威林岫问谁写最适合，回答说汪老在世很欣赏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写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当时最高的已卖到一万元一个字，汪老的女儿汪朝找到大康并说明来意，大康欣然答应，二话不说就写了“高邮汪曾祺”五个苍劲有力的楷书，钱分文不收。后来应汪家要求，补写了“长乐施松卿”及“之墓”七个字，形成一个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过意不去就给大康送去两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说他的酒喝不了。
说到大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有一位房屋开发商到大康的住处想要他写字，当知道他的身份后大康就断然拒绝，并忿然地说“简直是岂有岂理，对牛弹琴”。
据说汪曾祺家人曾有意愿将汪曾祺的骨灰分一半安葬到高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爽快认可，汪家人也淡定低调。汪老在世时曾要求落实政策，返还部分房产，以便常回来小住便于写作，但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近期高邮文化界有人曾就汪曾祺房屋以前没有落实政策的问题打起口水仗，我认为很没有必要。若要说以前的市领导有责任，但近两三任市领导都承诺要对“汪氏故居”投资改造，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这责任又是谁的?外地许多名人经常来高邮“朝圣”汪曾祺的故居，看后心情都十分地难受。近期，汪氏亲属实在等不下去了，自已掏钱进行维修。故居与纪念馆是两个不同慨念的建筑，不可偏废与替代。都喊要打造文化高邮，创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何又偏偏对汪曾祺故居这个现成的招牌不修造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成名，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出名......高邮历史悠久，文化遗存较多，若能围绕秦少游、汪曾祺做点文章，必将对高邮的旅游观光事业是个有力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