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

李盛

舌尖上的汪曾祺阅读

  汪曾祺笔下的食物都不是单独作为个体出现的,总是会与一个事件、一段回忆联系起来,看起来是在谈吃,但细细品味起来,却能感觉到一种时光的流动,从他笔下的各种吃食读者便能知道时光蹉跎了什么,但尽管世事变换,汪曾祺笔下流露出来的那种从容淡然的态度却让人不禁一叹。

  

  舌尖上的汪曾祺

  余显斌

  1

  汪曾祺是个传说,生活在清风明月中。

  我手头有本《汪曾祺选集》,不厚,三百多页,在今天这个动辄砖头子厚的书籍朝外砸的时候,这真叫小册子。

  一本小册子,让我反复读。

  我把它放在床头,晴日夜晚,午睡醒来,都会看一篇:好文章如美食,不能撑开肚皮吃,这是作贱美食,也作贱自己,我不敢。

  三百多页文字如一片月光,汪老在月光里喃喃讲叙着,讲叙着生活小事,谈论着生活里的美,让人听了心里一片清净,一片空明。

  2

  这本书封面是白纸,大半空白,氤氲着一片山气,下角则用线条淡淡勾勒出市井小巷,还有撑着伞走的人。

  封面清新淡雅,和汪老文风吻合。

  汪老文字很美,那种美不是溪山云谷,也不是千里大川,是一滴清亮的露珠,映着青嫩的草儿;是一声蝉唱,在柔软的柳条里流泻;是一丝雨线,划过彩虹下的天空。

  读这种文字,得如古人般净手,焚香。

  读这样的文字,会产生古人一样的慨叹,“齿颊留香”,难以忘怀。

  我读《受戒》,读《大淖记事》,竟有种面对唐诗宋词的感觉,心,也在语言的细雨里幻化成一朵莲花,清新优美。

  他写独守空房的寂静,用珠子零落的声音衬静,“还不时听到一串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珠子灯的某一处流苏散了线,珠子落在地上”,空明洁净的语言,不沾灰尘。他写吃的,“昆明旧有卖燎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片。耐嚼,极有味,而价甚廉,为佐茶下酒妙品。”色香辣五味俱全的文字,圆溜溜如同肉丸子。

  他的一支笔,能让文字活色生香。

  3

  别人的语言美是可举例的,汪曾祺的很难,因为他的语言美是与内容美水乳交融的。因此,其书在手,低头皆美,抬头却张口结舌无法言说。

  汪曾祺文中人,都是最底层的小人物,可都清风在怀明月在心。其中人物,有朴实的,如小锡匠;有纯净的,如情窦初开的小英子;有灵慧的,如小和尚明海。另外,巧云的刚强,秦老吉的淡然,叶三的敦厚,都跃然纸上。这些人不同之外,都有个共同点:儒雅。

  这是作者对失去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这,也是汉文字沁润过的人,对那个古典岁月的怀念。

  翻开汪氏文集,有人敲着碟儿,唱着曲子;有人拉着二胡,把岁月的一份无奈和沧桑,化为一缕天光月色;有人提着篮子,走下高高的埠头,把影子倒映在水面上。

  他们生活很苦,可很淡然,很美好,把生活过成了一种艺术,这对于今天沉溺于物质世界中的我们来说,简直是一击暮鼓,一声晨钟。

  汪老文集中,小说之外,更多的是散文,是小品。在文字中,他营造着一种美,一种优雅美好的生活。

  他写的最深入人心的,当是美食小品。

  在文字,他津津乐道,说自己发明了一种吃食,名“塞馅回锅油条”,“嚼之声动十里人”。想想,一个老头儿拿一截油条,老顽童一般“咔嚓咔嚓”旁若无人地嚼着,真逗人。

  在《昆明的菜》中,他写炒鸡蛋道,“一掂翻面,两掂出锅,动锅不动铲。趁热上桌,鲜亮喷香,逗人食欲”。写油淋鸡,“大块鸡生炸,十二寸的大盘,高高地堆了一盘。蘸花椒盐吃”。他自己瞪着别人吃,馋得口水淋漓。又写成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了,大吞口水。

  他的故乡风物,在他的笔下也清白如水,美不胜收。

  故乡的珠子灯,在他的文字里泛着淡淡的“如梦如水”的光;石榴大而红,但必须留着,“一直到过年下雪时才剪下”。秦老吉的担子“一头是一个木柜,上面有七八个扁扁的抽屉;一头是安放在木柜里的烧松柴的小缸灶,上面支一口紫铜浅锅。铜锅分两格,一格是骨头汤,一格是下馄饨的清水”,看着就清爽,更不用说蹲下来,吃上那么一碗。

  他用素雅的文字,塑造素雅的生活,美着自己,也美着读者。

  4

  《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有人发帖,如果汪老还活着,总顾问一职非他莫属,由此可见,汪曾祺清新淡雅的文字,已深入人心。

  《汪曾祺选集》封面背页,有他的一副老年照片。老人圆脸,一脸慈祥,是个真正的老头儿(这是大家的敬称),也有一种大厨的富态相。

  古人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样一个理儿,有一颗美好的心,有一双发现美的眼光,做什么不是一样?写文章,写美好的文字,不同样“如烹小鲜”吗?

  现在,还有几人真正这样做了?

  老头儿写烹饪,更擅长烹饪。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得意地记载,一个朋友吃了他的一盘凉拌海蜇,上洒蒜花。过了很久,对他谈起,仍赞叹说,又脆,又爽口,清淡不腻。

  其实,老头儿做的最精美的一道菜,并非他美食小品中所记载的菜肴,而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读后若问口感如何,答曰:青嫩,爽口,“清淡不腻”,余味无穷。

  现在,这样的菜不多了,可惜!

  汪曾祺:文坛上的美食家

  汪曾祺有一癖好与同行不大一样,作家们上街大都爱钻书店、逛书摊,而他却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

  3月下旬,在向作家刘绍棠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我见到了被誉为“文坛美食家”的汪曾祺先生,遂向他提出了拜访要求。汪老应允。一周后,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正是汪先生。拜访归来后因琐事未能及时成文,不想近日,汪老竟驾鹤西去。

  汪曾祺是个平易的老人。他的家特普通,普通得让人不相信里面居然居住着一位当今文坛上的大作家。

  他从小就是个背着书包离开家门不进学校的主儿。读大学时,常常只与教授打个照面就开溜。即便人在课堂上也低着头干自己的事儿,到头来,还说朱自清教授讲课讲得不行,太死板,没吸引力,总是抱一大堆卡片读给学生听。

  汪老二十岁发表小说。按理他写京剧《沙家浜》之后本该大红大紫,结果红了别人却没他什么事儿。直到他六十大寿之后发表《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列小说之后才“火”起来。

  《受戒》是写小和尚的一段生活。由于写得入木三分,以致海内外无数读者来信问他是不是当过和尚,连同行们也这样问。他招架不住便甩出一句:没错,我当过和尚。

  汪老没当过和尚。但他曾被日本鬼子逼进山中,在庙里住过半年,那是1937年。他与和尚们一起吃过肉,玩儿过牌。当时庙里有大和尚、老和尚,没有小和尚。但他偏偏在小说中虚构了个主要人物--小和尚。

  汪老是个很传统的老知识分子。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竖写的格式创作。用钢笔横着书写是他刚学会不久的事。他对用电脑创作大为不解,说:电脑弄出来的东西,那版权算谁的?

  汪曾祺先生读的书很多,中外古今名家的诗文歌赋、经传野史、笔记杂谈他都喜欢研读、涉猎。他也什么文体都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样样都来,样样都出精品。我想,这与他的带有文化色彩的生活不无关系吧。

  汪老还是一位地道的现代派画家。他作画一手挥毫泼墨,一手夹着长长的雪茄,一派大家风度。他作画都在晚上,而且必须喝酒。他说喝了酒才来灵感,喝了酒才不拘谨。

  这位写小说的高手,对食道也颇为精通。他若与人谈起吃来,会喜形于色,兴致不亚于写小说。他有一癖好与同行不大一样,作家们上街大都爱钻书店、逛书摊,而他却喜欢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他感到这才是人生之乐趣。

  汪曾祺对各地的风味食品、名吃、小吃特有兴趣,每到一地总得品尝几样,以饱眼福口福。在内蒙古,他吃手抓羊肉、羊贝子(全羊),吃得很香。同去的朋友问他好吃么?他眉飞色舞地说:“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汪曾祺对中国吃文化既有兴趣又有研究,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史,他都讲得头头是道,顺理成章。在京城,有的饮食文化部门聘他当顾问,有的请他讲授传统的饮食文化。

  汪曾祺喜欢喝酒。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被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派人扶到住处,灌了好些茶才醒过来。汪老几乎每天喝酒,下酒菜倒不讲究,家乡的煮毛豆荚、咸菜烧鲫鱼、熏烧肉、茶叶蛋、家常豆腐、炒花生等都很投口。他一次喝二三两最适宜,喝到三四两话就多了。天南海北、今古奇观、民俗掌故、特产方物无所不包,对在座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倘若再敬他酒,他还喝,不拗。这时施老太就出来劝阻:“曾祺不能喝了,喝多了,伤身体。”于是大家也不再敬了。汪老的酒德、酒品、酒风极好,从不弄虚作假,从不霸王式敬酒,从不以喝酒凌人,定欲置之醉地而后快。汪老喝酒同抽烟一样,从不讲究,国酒、洋酒、黄酒、白酒,名牌、杂牌他都喝得雅兴浓浓。施老太太是汪老的“知心老伴儿”,在汪先生被错划成“右派”的那阵儿,她还想着法儿给汪老买酒,买他爱喝的“老白干”。

  写了许多文章,出了不少书的汪曾祺,却没有写过有关酒的'文章。我就此问汪老,先生说:“起笔写的时候就想喝酒,喝上酒了就写不了啦!”

  汪先生今虽好酒,但酒量已明显地不如当年。先生说:“我现在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时候了,酒量减了一大半,该属于叶公好龙的那个范畴了吧!”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天两顿酒。

  汪曾祺喜欢喝茶。但对茶,他却谦虚起来,说自己是个外行。其实汪老也精于茶道,对茶的优劣、茶与水、文人与茶、世界上有关的茶事、茶话、茶趣,他都能侃侃而谈,叫人听得入神。他什么茶都喝,也不讲究。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甚至是湖南用茶叶、老姜、芝麻、米、盐放在一起擂成的“擂茶”,他也爱喝。汪老喜欢浓茶,浓得发苦,一般人是不能入口的。除了在家里以外,他似乎并不带专用茶杯,走到哪儿就喝到哪儿,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感觉。

  汪曾祺喜欢书法,自成一家。汪老的字,书卷气浓郁,每个字都浸透了属于他自己特有的文人气质和情韵。从小他字就写得不错,学欧阳询。稍长,祖父便教他习《中兴碑》《多宝塔碑》,后来父亲又教他临《张猛龙碑》,大学时喜读宋代的四大家。用汪老的话说:“我什么茶都喝,我真、草、隶、篆都写。”的确如此。他在高邮期间,亲故熟友请他写字,他都答应。且喝过酒时写的字更好。汪曾祺非常怀念故乡的食物,这是因为他的家乡江苏高邮有许多美食。远近闻名的高邮鸭蛋质细而油多。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对此评价颇高。虎头鲨、昂嗤鱼和砗螫肉极细嫩,风味绝佳。炒米、焦屑和咸菜慈菇汤这些平民食物用以应急招待客人,或日常食用。野味中野鸭、鹌鹑、斑鸠和,是难得的美味。鲁迅在《朝花夕抬·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汪曾祺心同此感。四十年代初期,汪曾祺在昆明大学所吃过的蔬菜、瓜果也常常成为他四十年后美好回忆的内容。昆明的牛肝菌、青头菌和鸡枞菌味道鲜香,无可比拟。昆明还多产宝珠梨、石榴、桃、杨梅、木瓜、地瓜等果品。汪曾祺一旦想起这些,就想起昆明,想起那一段穷日子,非常快乐的穷日子。1960年前后,汪曾祺曾在张家口沽源县下放劳动。在寂寞荒凉的塞北,他终日画马铃薯图谱、口蘑图谱,他说像他那样研究且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他把在当地采到的一枚大白蘑带回北京,为家人做了一大碗鲜汤,令亲人快乐无比。但细细揣摩,这甜味中又带着多么深的苦味,甚至隐含着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悲怆。

  汪曾祺记不同风味饮食,介绍烹饪方法,并不拘泥于食物本身,就事论事,而是能由此及彼,超脱升华,谈吃而又论道。论文化之道,论艺术之道,在美食家中,这可以说是汪曾祺的独见。针对苦瓜难以教人接受、少有人问津的情况,汪曾祺则肯定说,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中开除出去。联系到文学创作,他主张评论家、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和排斥。在考查腌咸菜和酱菜的起源时,汪曾祺受到启发,谈起文坛曾一度流行的“文化小说”,认为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

  清楚各种“洋”节吃什么的同时,别忘记自己的“土”节,那其中绝不少生动和情趣。这种情趣恰恰源自于自己有滋有味的安排和体会。初春的阳光中,汪曾祺先生,七十六岁的老人,真诚地赞叹着春天,创造并享受着自己的快乐。我们深深感动于老人对生活和生命的那份执著,在他的娓娓细述中,感受到来自春天的清香。

  “北京人春天吃萝卜,叫'咬春',春而可咬,这两个字很美。人们的口味也与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北京人吃春饼,有酱肉丝、鸭丝、豆芽菜、萝卜丝、韭菜、菠菜等。我爱吃春饼。头茬的韭菜现在就上了,'夜雨剪春韭',春韭肥、嫩、鲜香。

  “我是江苏人,南方有一些野菜:马兰头、枸杞嫩芽、荠菜就是这个时候。南方吃荠菜馅的春卷,野菜都有一种园种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这是实话,并非故作玄言。现在北京的荠菜是园子里的'春',茎白叶大,颜色较野生者浅淡,无生气。但还聊胜于无吧。北方的榆钱也很好,这个季节河北的莴苣菜蘸甜面酱可以清火。

  “到现在我没有什么忌口的,什么都吃,鲜萝卜就可以喝四两酒。北京的小萝卜特别好,现在就上市了,本地的就三四天的鲜。而冬笋炒肉过些日子也没了,这是应季的东西。特级厨师必须有刀功,但我反对工艺菜,工艺菜可以提高价格,于味道没有多少帮助,菜本身要色香味。我对厨师的判别标准是想象力。现在不方便了,我愿意自己买菜,买菜的过程就是构思的过程。”

  汪老能做一手好菜,尤其是淮扬菜。由于在北京很难买到做淮扬菜的原料,只好买别的来代替。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起早锻炼的习惯,而汪老的锻炼则是每日一次去菜市场的早市上练“菜功”。

  得知笔者也有贪杯小癖时,汪老请我同他一道饮酒。“那样你会看到我的骨子里,文章才会写得真些。”恭敬不如从命,也正合我意。在饭桌上有一道菜引起了我注意,汪老笑着说:“那是早晨吃剩下的油条,把它切成寸段,中间塞入猪肉馅,两头用面糊封好,用油一炸就成啦!外焦里嫩的,佐酒很有意思,尝尝看。”我持箸品尝,味道不错。先生笑着补充道:“你可以回去仿制和宣传,但专利权可是我的。”笑声过后,先生举杯又是深深的一口。

  汪老说:“你别看我写了一些谈吃的文章,其实家居中最多食用的是肉末炸酱面。”说到这儿,汪老起身将他的《蒲桥集》送我一册,我双手接过说:“拙稿请您过目指正后再发。”如今,汪老已长逝,仅以此稿慰先生冥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