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与文天祥的恩怨纠葛
作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宰相陈宜中是温州的骄傲，但他又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宋末最后的宰相似乎也理应负起赵宋王朝灭亡的责任，后人持此见不乏其人。据元末明初叶子奇说：“徘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识者曰：‘若见永嘉人作相，宋当亡’。及宋将亡，乃永嘉陈宜中作相。”将产生于温州的南戏，被视南宋亡国的靡靡之音，甚至把南宋亡国罪责归于“永嘉学派” 的事功思想和温州人的性格使然。恰恰是被温州人以为自豪的“永嘉学派”和南戏，被民国初年冒广生先生在《戏言》一文，认为是南宋温州两个丰碑，是温州地方文化在全国的“两霸”。然而将“永嘉学派”和南戏戴上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的帽子，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宋史》旨在宣扬理学的伦理道德，故《宋史·陈宜中传》对未死节的陈宜中评价趋于负面。然从《陈宜中传》中发现部分文字取自于文天祥的作品，是文天祥使陈宜中背负着逃跑丞相的骂名，可见文天祥是抹黑陈宜中的始作俑者。逃跑丞相是人们对陈宜中的主要形象，成为我们判断的一种先入之见，这种仅仅以有没有逃跑来左右评判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为宋末的左右两丞相陈宜中与文天祥，一位是被污化成逃跑狗熊，一位被塑造成民族英雄。
文天祥要誓死保卫大宋首都的口号被抬高到是伟大的爱国精神体现的高度。陈宜中作为决策者，不愿作无谓的牺牲，要为临安民众的生命负责，其决定撤离临安，却被戴上逃跑丞相的帽子。其实两者在这点上长短难以置评。可是文天祥赢得世人的尊重敬佩，陈宜中因文天祥对其评价却被世人误读误解。这真是冰火两重天，更是历史的不公。因此要将陈宜中去污名化，要研究文天祥为什么要污化陈宜中，将陈宜中与文天祥的恩怨纠葛作一梳理，对这二大著名人物作出重新的评价就显得很有必要。
文天祥的作品多处涉及陈宜中，集中在文天祥于狱中所作的、有“诗史”之目的《集杜诗》和《指南录》中。文天祥在诗中表达了对陈宜中不满、质疑和指责，表明了两位南宋宰相在道德理念和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文天祥指责陈宜中多为对其抗元和保护朝廷过程中陈宜中采取的策略的质疑，是二人政见不同。文天祥对整个朝廷的软弱，抗元不力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我们发现这些诗歌反映出的对陈宜中的评价，有的正确，有的却不客观。
文天祥《集杜诗·相陈宜中第十六》：鲁港败后，陈宜中当国，首斩殿帅韩震胁迁之议。差强人意。宜中实无经纶，至秋故遁归，及不得已，十月再来,则国事去矣。哀哉!
苍生起谢安，翠华拥吴岳。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轴弱。
这首诗文天祥直接贬低了陈宜中的作为，当时陈宜中为了树立自己在朝廷威信，斩韩震，并针对宋朝叛降者发起富于进攻性的报复行动，他们的财产被查封，封号被取消。没有人会像陈宜中那样不顾一切。可是文天祥认为陈宜中这样做“差强人意”。到德祐元年秋天，陈宜中因此受到同僚排挤，于是就撂担子，遁归温州,后迫于无奈回朝时，可是已经耽误了挽回战局的时机。陈宜中将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显然不是一个具有宽广胸襟的政治家所为。这样评论也许还比较客观。
文天祥与陈宜中之间矛盾还发生在德祐二年正月，元军进逼临安，宋廷对策有二：一是议和，一是背城一战。张世杰、文天祥主张合兵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方遣人请和，白太皇太后止之。”判断这一决策的正确的关键是哪一个符合当时实际。
当时保卫临安的张世杰的精粹部队已损失殆尽，达到“不复能军”、“宋力自此遂穷”的地步。文天祥的勤王军原系“乌合”之众，谈不到战斗力。因此，“背城一战”的建议，只能显示誓死抗元的决心，无补于挽救宋室的危亡。丞相陈宜中婉转予以制止，有利于保全残余战斗力量，保全临安百姓生命，显然是明智的决策。
文天祥对陈宜中行迹的质疑另一首在历史上作为研究陈宜中备受关注的诗是《将相弃国第十九》，陈宜中逃跑宰相衔头就是从此开始，文天祥对陈宜中污名化难逃其咎。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