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与朱熹
辛弃疾与朱熹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辛弃疾是叱咤风云，忧国忧民的抗金名将，而朱熹一个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两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交情呢?
宋庆元六年，朱熹溘然下世，但门庭冷清得很。
此前他因再三秉直论事，得罪了权相韩侂胄等人，被一众小人罗列罪名，刻意抹黑，不独学问被斥为“伪学”，他本人也从一代大儒的身份，变成了伪学甚至逆党的魁首。
门人弟子大多已遁走江湖，以避祸端。更有软弱的，公开表示跟朱熹脱离关系，“过门不入”，“以自别其非党”。此时天下正“谈朱色变”，人情凉薄如此，哪里会有什么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吊唁他。
辛弃疾就来了。
若果说他们有很深的交情，也不见得。大抵辛弃疾敬服朱熹的德行学问，视为师长辈，朱熹也欣赏辛弃疾的气节性情，虽然比辛大十岁。加之二人都坚持对金作战，反对议和，故彼此惺惺相惜。
早年他们曾同游武夷山，辛弃疾乘兴写了十首诗，以“山中有客帝王师”称赞朱熹。朱熹当时也写了一组诗，纪念这一次旅途。后来辛弃疾跟好友陈亮约朱熹一同过鹅湖讨论天下大势，朱熹当时离鹅湖并不算太远，不过没有赴会。
当然，朱熹给陈亮写信时说不愿过问时局，想隐居读书自处，这只是托词。其实朱、陈二人此前就国事学问等，已有过数番深入辩论，陈亮自视甚高，朱熹不与会也在情理。
此番朱熹下世，多少往日亲近的门徒友人都只敢将拜祭放在心上，甚至到了“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的地步，更勿论在这个时间替朱熹正名。然而辛弃疾不单止来了，还带来了令天下震动的祭文，称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公然逆浪潮而立，丝毫没有妥协退缩的余地。
时至今日，有心人给朱熹的抹黑都没有消除干净，民间仍然传说他的种种“恶行”，把朱熹拉低至道德底线之下来讽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很简单一点，如果朱熹德行有问题，那么他的牌位绝不会被后世请入孔庙，作为读书人的楷范来奉祀。一个人能成为百世师，他必须先是立得住的人。
辛弃疾也是立得住的人。
这时的辛弃疾已经六十一岁，容貌衰朽，走到了人生尾段。想当时辛弃疾才二十多岁，带着五十骑人马闯入五万大军中，生擒叛徒，从容退走，当场竟无一人敢阻拦。如此骁勇威俊，简直绝伦。
人终于敌不过时间的销磨。万人杰如辛弃疾，谁忍心看到他壮志未酬，冯唐先老?在纪念朱熹下世的词作《感皇恩》中，直言“白发多时故人少”，令人肠为之折。
但即便如此，辛弃疾性情始终如一，陈亮后来称赞他“挠弗浊，澄弗清”，立身浑然自如，并非虚言。什么事当为，他拎得很清，只看义在何处，行去莫问前途。
一个人是否立得住，放眼过去，最突出的就是在世局的关节点上，他是怎么做的。这次过来拜祭朱熹，跟四十年前相比，同样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更能显出辛弃疾作为士大夫的节气，立身堂堂正正，凛然不为浊流所动。
一个热心教育、穷研理学的.哲学家;一个是叱咤风云，忧国忧民的抗金名将，两人会结成莫逆之交，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事。然而，朱熹与辛弃疾之间的深厚友谊却是有口皆碑的。著名理学家陈亮称他们一个是“人中之龙”，身备阳刚正气的一代儒宗; 一个是“文中之虎”，压倒一世英豪的奇杰，他们二人堪称南宋时期的“双子星座”。
辛弃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历城人。他不仅是名垂千古的爱国名将，也是南宋词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词奔入激越、沉郁悲壮，与北宋苏东坡并称“苏辛”，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
辛弃疾与朱熹的密切交往，应追溯到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淳熙七年(1180年)冬，辛弃疾调节器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值严重旱灾，辛弃疾担负起救荒使命，在大街上贴出赈济榜文，只用八字：“劫禾者斩，闭粜着配!”朱熹赞扬他，说“这便见得他有才”，表示钦佩。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担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值饥荒，一些贪官污吏从中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有些不法商贸为了逃税，还与地方官勾结，贿赂，打着官方旗号以营私。朱熹听辛弃疾说“粪向亦插德寿宫旗子”，开始不信，后来“提举浙东，亲见如此”，便表示对辛弃疾更加信任。
淳熙九年(1182年)，辛弃疾被朝廷一度罢史，闲居上饶，朱熹听说后为之愤愤不平。他经常对其弟子说“辛幼安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还称赞他“卓荦奇才，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
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看到豪强地主兼并，侵吞土地严重，农民深受其害于是农民和一些中小地主一致要求清查土地，推行按实有土地负担税、役的“经界法”，朱熹便建议推行此法，但遭豪强反对。绍熙二年冬，在家闲居十年之久的辛弃疾被朝廷起用为福建提刑。他通过调整，认为朱熹的建议是对的，便在汀州大力推行“经界法”，受到百姓拥戴，因而更加钦佩朱熹。绍熙三年(1192年)九月，辛弃疾任福建提刑兼任福建路安抚使不久，辛弃疾便亲往在建阳考亭闲居的朱熹问政，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希望他要仁刑兼施，政教并化，宽严齐用。辛弃疾虚心听从忠告，使他在福建治政名声鹊起。
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虽以身心寄托于道德性理之上，重“内省”，而不似辛弃疾之戎马倥偬，重外在功利，但两人抗金复国的主张是一致的。早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在给孝宗皇帝《癸未垂拱奏札》中就讲到对金兵南侵，“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他还说“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励风俗”。他的这些情况，总是受到主和派的阻挠，便多次辞官不做，以示抗议。然而，他定居建阳后，仍不时挂念着国家大事。他在《崇安刘勉之墓表文》中说：“是时国家南渡，几十年谋复中原以摅宿愤，未有一定之计。”而辛弃疾这位抗金名将也因遭主和派排斥、诬陷被贬，但他抗金意识始终不减。乾道元年(1165年)，辛弃疾从为拯救大局出发，冒着越职之罪，奏进朝廷，写成著名的《美芹十论》，主张“应争取主动，不能和战之权常出于敌”。绍熙三年(1192年)冬，辛弃疾告别朱熹赴临安后，在《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点》的答对札子中，申诉了自己抗金的战略见解，提出“居安虑危”的衷心期望。但皇帝并无大志，对他提出的见解未予重视。后来，辛弃疾又遭到谏官的弹劾，以“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的莫须有罪名被贬，再度回到武夷山当了个挂名的冲佑观提举。过了一年，连武夷山冲佑观的挂名职务也被罢免了，回到江西带湖闲居。
虽然朱、辛两人在政治上不得志，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更加密切了。绍熙三年(1192年)冬，宋光宗召见辛弃疾。辛弃疾在赴临安行程前，特意赴建阳考亭拜访了朱熹。
绍熙四年(1193年)8月，辛弃疾在朝只当了几个月的大府卿后，又再次任福建安抚使。当年9月，辛弃疾再次到建阳会见朱熹，两人同游武夷，泛舟九曲，朱、辛二人看到武夷枫叶摇红，溪潭转碧，山水如画，诗兴大发，当即各自吟赋了自己的《武夷棹歌》，除了朱熹首唱出脍炙人口的十首《武夷棹歌》外，辛弃疾亦作棹歌十首，其九曰：
山中有客帝王师，
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
几时西伯载将归。
在辛弃疾眼里，朱熹是一个隐卧山中的“帝王师”，他希望终究有一天会有“西伯”来把这个怀才不遇的白发隐臣起用。当夜，朱熹又为辛弃疾的二斋室书写“克己复孔”、“夙兴夜寐”赠之。
宋宁宗时，右丞相赵汝愚荐进朝廷作侍讲的朱熹，看到奸相韩侂胄居功自傲、擅自弄权，就向皇帝弹劾他“擅权害政”的罪状。由于韩侂胄的势力远过于赵汝愚，因此，朱熹不但未能扳倒韩侂胄，反而被罢免侍讲之职。庆元三年(1197年)冬，韩侂胄等宣布道学为“伪学”，将朱熹列为“伪学逆党”之魁，限制他们的活动，这就是有名的“庆元dang禁”。对于韩侂胄的所作所为，辛弃疾非常气愤。辛弃疾当年担任具有实权的浙东安抚使，就是由于韩侂胄不容他实施北伐大业而被解除职务的。尔后，韩侂胄想借用辛弃疾名声起用他时，辛弃疾愤然说道：“韩侂胄岂是能用辛稼轩来建立功名的人!我辛稼轩又片么会依附韩侂胄以求取富贵呢?”
由于共同的命运，使朱熹与辛弃疾更加“相交既久、相见亦深”。陈亮死后，辛弃疾对朱熹的学识品行愈见亲敬。朱熹亦以“施展杰出的才干，以报朝廷”来期许辛弃疾。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给在武夷山冲佑观任职的辛弃疾信中，又以“克己复礼”相勉。
辛弃疾与朱熹不寻常的交往令人钦佩。辛弃疾认为自唐尧以来的几千年中，能与朱熹相比的仅有二、三人。他所作的《酬朱晦翁》诗曰：
西风卷尽扩霜筠，碧玉壶天天色新。
风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
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庆元六年(1200)三月，时值梅雨时节，朱熹由于久病，“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时年71岁。当时，朝廷下令禁止其朋友、门人到考亭会葬，但辛弃疾义无反顾，不怕风险连累，作祭文以掉之。十一月二十日，朱熹葬于建阳市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辛弃疾痛哭万分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此外，他还写下《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一词。词中云：“案上数篇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语，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旧社会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帮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遗划，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痉疾以汉代扬雄(子云)所作《太玄》经比拟朱熹的著作，并化用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称颂朱熹的文章、事业不朽。从这一史实，不难看出辛弃疾对朋友朱熹肚胆相照的真挚友谊。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评价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时说：“一个善于思维的人与一敢作敢为的人能结交厚谊，令人钦佩，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