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来，谁的诗最好呢?不光是诗，也包括文章，我的看法是徐志摩。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我编了，叫《四季志摩》，就是把徐志摩的几乎所有的诗，按一年四季编起来。前面我写了个序，序里说，近百年来的新诗运动，以实际成绩而论，基本上是失败的。说成绩而加上“实际”这样的前缀，是说在民众间的流传，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标准。这里的民众，非是指真正的老百姓，而是指普通知识分子。
诗既然常与歌连用，就应当像歌一样能够吟唱，不说吟唱了，看上几遍能记在脑子里，要引用了能随口说出来，该是起码的要求。不是说一首长诗要你全背出来，总该有两句精彩的句子吧?以此标准而论，能流传两句的，就该说是优秀诗人了。我能记得的，也就这么几位——
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有两句能记住的，还该加上卞之琳的《断章》，胡适的《一对黄蝴蝶》，闻一多的《静夜》，戴望舒的《雨巷》。数来数去，也就十来八个人，三二十句诗吧。这么一点成绩，能说是怎样的成功?
然而，独有徐志摩是个例外。如果说新诗运动基本上是失败的，徐志摩个人则是成功的，说整个新诗运动成全了他一个人都不为过。别人有两句诗，一小节，能让人记住已然是了不起的成绩，他是整首整首的，好多人能背下。我就听一位写评论的朋友完整地背下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能背下《沙扬娜拉》的就更多了。听听这首诗吧：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着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徐诗能让人记住的名篇名句不止于此。就是那些未必好记的诗篇，一念起来，也会让你坠入徐氏独有的诗境里，有这种感觉的，绝不是十个八个人。他的诗，整体说来，清新，雅致，感情沉静，音韵自然。也就是说，达到了胡适所说的三条：通，有力量，还雅致。
谈了胡适的作文理念，又谈了徐志摩的成就，还想结合同学们作文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谈谈，这样或许更有针对性。不想列上多少条谈，太多了谁也记不住，只谈两点。
一个是，千万别相信白话文就是怎么说怎么写。叶圣陶老先生在世时，常这样说，也写过文章宣扬这个观点。说话跟写文章，是两回事。再顺畅的文章，也跟说话不同，再漂亮的说话，也跟写文章不一样。你们一个班上的，肯定有些伶牙俐齿的同学，他的文章就一定好吗?不见得。也有的同学，说话木木讷讷，可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就可见，说话跟写文章，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为什么呢?说话有当时的情境，还可以借助表情、手势，想强调的时候，重复一下也没什么。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也没有什么，意思清楚就行了。写文章，面对的是白纸，是电脑的屏幕，用的.是笔，键盘也是笔，要将自己的意思，还有感情，完满地表达出来，必须讲究逻辑，讲究修辞，完全是另一回事。前面说的胡适的话里，胡适说写文章不能用典，就是不要用成语啦什么的，这也有点过了。成语、典故，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结晶，不在于用与不用，而在于用得恰当与否。
再一个是修改要当心。平日老师教学生，总是说要言简意赅，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要反复修改。最著名的说法是鲁迅的一句话，在一篇文章里，他说，写完之后，至少要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这话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你想么，一篇文章，真要这样删下去，最后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了。这是拍电报的做法，是发手机短信的做法。文章要丰盈、灵动，总是免不了说些可有可无的话的。有些微妙的意思，说不定恰在那些可有可无的话里。文章是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写得不好，怎么也改不成好文章，写得好的，说不定会改坏了。
这就要求我们珍惜最初写下的句子。同学们可能都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有时写上一句话，起初还觉着不错，越看越别扭，那就改吧，改了更别扭。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起初写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就是说，你的思维是顺畅的，就那么写下来了。后来看起来，为什么觉得别扭了呢?这是因为你单独提出这句话，脱离了那个特定的情境，看起来就觉得别扭了。前面说了鲁迅的不是，实际上鲁迅是个在文字上很讲究的作家。他的小说《祝福》里，说到祥林嫂外出乞讨，挎着篮子，“里面有个碗，破的”。像这个句子，若是要修改，肯定会将“破的”提出来，放在“碗”字前面。一放在前面，成了“里面有个破的碗”，是通顺了，可也没有原先的意味了。现在要追究的是，这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破的碗”，再将“破的”提出来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极有可能是，先写了“里面有个碗”，略一思考，觉得应当对这个碗有所形容，有所限定，便接着写了“破的”两个字。也不提前了，就这么着。一个奇妙的句子，就这么不经意间出来了。同学们写作文，若是遇上这种情况，千万不要随便改动，只要不损害文意，就让它这么着，说不定也会产生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句呢。这也是自然为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