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的悲剧精神
1928年11月6日于回国途中的中国海上写下了著名诗作《再别康桥》。
在胡适等人倡导写新诗、实践写新诗的时代，《再别康桥》臻于至美的外形使无数人倾倒，诗中吟唱着的是诗人理想中的生命，即对爱、自由和美的追求。“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有时却是最生动的，爱、自由和美构成了徐志摩的全部生命，他爱得自由，爱得轰轰烈烈，这才是活在这个世界!说到“感伤的情绪”，诗人从小就有多愁善感的气质，仿佛从母体里继承下来某种对生命自身的悲剧预感，心里常常会无端地悲哀。他认为诗人中很少寻得出一个圆满快乐的人，有的甚至一生不得志。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雪莱覆舟的死况。他希望将来能得到雪莱那样刹那的解脱，让后世人说起来就寄以无限的同情与悲悯。因此，“不外乎感伤的情绪”可以理解为诗中寓有浓郁的悲剧情绪。
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说，自己早想谈谈康桥，对它有无限的柔情，但又怕亵渎了它似的，始终不曾出口。1922年他突然决定回国时所写的诗歌《康桥再会罢》，也称康桥是他难得的知己。《再别康桥》内蕴丰富，从诗歌内容分析，诗人诵美康河的自然景物，既有对往昔求学时期康桥生活的留恋，也有对在康桥情感历程的回忆纪念，再联系诗人生平，还有对生命的热烈礼赞，有“吻火”似的视情如命，并为了这样的爱情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悲剧精神。
《再别康桥》写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以后。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结婚，11月夫妇二人回到硖石，年底因兵乱回到上海。当初在北京，徐志摩和有夫之妇陆小曼相恋的事搞得沸沸扬扬。1923年1月2日，徐志摩的恩师梁启超曾写长信对他进行恳切的劝导：“恋爱神圣……可遇而不可求……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徐志摩回信，承认爱情可遇而不可求，但自己却不得不去追求，并坚定地表白：“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以致梁启超在为他们证婚时所说的证婚词很不中听，称徐陆之结合为“恶例”，是“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这件婚事也遭到了徐志摩父亲徐申如的强烈反对。陆小曼会交际、会花钱、会唱戏，在徐父看来，这些都是不务正业。徐父震怒痛心之余，决定将幼仪收为寄女，仍在徐家理财持家，教养阿欢;儿子既然不尊重家庭和父母，可永不返家，从今起停止供给一切费用。
即便如此，徐志摩依然坚持自己追求爱、自由和美的人生观。诗篇《再别康桥》是“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康桥再会罢》)，是爱、自由和美的颂歌。诗人将河畔的柳树称为“金柳”，因为它们沐浴在夕阳的光辉中，像一位“新娘”，而“新娘”是一个女子一生最光艳美丽的时刻，新郎拥有新娘，也就拥有了生命的锦绣年华。“新娘”投在“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诗人完全陶醉了。“软泥上的青荇”似乎在和诗人打招呼，“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康河的波纹也像充满了柔情蜜意，以至于诗人也“甘心做一条水草”与青荇为伴。“那榆荫下的一潭”泉水，应该就是有名的“拜伦潭”，倒映着天空的彩虹，掩映在浮藻间，如梦似幻。
徐志摩在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作于1927～1928年间)中对康桥也有描写：“桥的两端有斜倚的垂柳与灰窕ぷ 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匀匀的长着长条的水草。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爱宠，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在康河边上过一个黄昏是一服灵魂的补剂。啊!我那时蜜甜的单独，那时蜜甜的闲暇。”他在这里享受生命，享受花季，享受孤独，享受爱情，他追求了，他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人是爱寻梦的，梦里是什么都有的。在此，诗人没有虚度春天，他的生活自然、愉快，虽然那时他也感受了人生痛苦，但他还是尽情享受闲暇、自由，驻足于星月、青草、花香和流水之间，听鸟语，迎朝阳，看星星，那个春天已然融入了他的生命。原来诗里描写的是鲜活生命、美好生活的再现，也是所寻的梦。开头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连用三个“轻轻的”，是唯恐惊扰了这一切，因为这里有他的生命和爱。
这是徐志摩第三次来到康桥了。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于是，诗人诗笔陡然一转：“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不能放歌也就罢了，诗人是沉默的，康桥是沉默的，竟连夏虫也是沉默的!此时诗人已非彼时的诗人，他已是身心疲惫，满心创痛。“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挥别自己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爱情，让它们永留此间。“此后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此日撤向天空的恋意诗心，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富丽的温柔。”“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上市时节，盼望我含笑归来，再见罢，我爱的康桥。”(《康桥再会罢》)
徐志摩对历尽艰辛、奋斗得来的爱情誓死呵护，然而现实中的爱情和理想中的相比是那么遥远。徐志摩得到了自己心爱的小曼，按说是实现了自己的爱、自由和美的'理想，应该幸福了，可是好景没有几天。小曼是个病美人、交际花，回到上海后，作息时间更是黑白颠倒，使得志摩吃饭休息都受到影响。下面这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徐志摩婚后生活的缺憾：“我是个痴子，你素来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和你两人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饭，或同看一次电影，也叫别人看了羡慕。但说也奇怪，我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单个的机会，你没有一天不是engaged的，我们从没有privacy过。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种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过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吃一餐饭，玩玩。临别前，我又说了几次，想要实行至(少)一次的约会，但结果我还是脱然远走，一单次的约会都不得实现。”[3]鉴于徐志摩婚后生活的苦恼，朋友恩厚之夫妇愿意资助他和小曼出国，可是又被小曼以体弱不适于长途旅行婉拒。在此之前，忘年交林长民死于战乱;1925年赴欧洲旅行经狄更生介绍见到了他仰慕的老哈代，回国后翻译哈代那些厌世悲观的诗句时，那个硕果仅存的文坛巨星也坠落了;不期一年后，梁启超去世。这使徐志摩变得很忧郁，再加上经济不能独立，使得他感觉受了不少闷气。为了生计，他分别在上海光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职，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1930年底光华大学发生学潮，他被迫离去。1931年2月，他应胡适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由温源宁介绍，兼任北平女子大学教授，住在胡适家，直到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去世。 一向超俗于人间烟火的徐志摩不得不屈服于生计的分文运筹，为钱而焚膏继晷地工作，而对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苛刻。徐志摩在给小曼的信中提到，在热天，他只有一件白大褂，做一件又无钱。不得已，在蒋百里买房子和孙大雨卖地皮的生意中，徐志摩一再介入，做了“纤手”，从中收取佣金以度家用。此外，从徐志摩的信中还看出，他还通过翁瑞午在做生意。一个诗道中的天才屡屡甘于落入俗道，和平时最厌恶的金钱频频交往，徐志摩只觉得自己形同尸肉，只是苟活而已。他曾一再要求小曼前往北平与他同住，小曼总是不肯，以致他回沪的来回路费都成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举步维艰。好在有朋友送他免费飞机票;可谁又能想到，乘坐免费飞机让诗人送了命。“志摩乘飞机回沪，为探小曼之病，匆促返平，为要听徽音在协和学校之讲演。其南下最真实之原因，则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4]
徐志摩以三十六岁的英年过早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世界、亲人、朋友，大家撰文写诗纪念他。温源宁说：“死为诗人，生为赤子，天之厚人还有过于此的么?”[5]刘海粟说：“他又像崇高的山峰，狂风暴雨要摧击他，乌烟瘴气要笼罩他，侵蚀他的心灵，阻碍他的发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世间哪有完美的事情?他全部的天才，顺流顺势地尽量开着花结着果，可这不是太完全了吗?虽然志摩已经从不完全的现实中挣扎到他独有的完全了，他如雪莱、格列柯一样，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本来，宇宙就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他们给予后人的印象，同是个永远伟大的青年。”[6]
徐志摩《哀曼殊斐儿》最后两句是：“我洒泪向风中遥送，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至此，是否可以说：诗人已戡破了生死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