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根，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但是最早的文明典籍，同时也对中国的道教、儒家、中医、文字、数术、哲学、民俗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易经》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易经》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后世系统论应用树立了典范。
《易经》编码遵循严密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规律，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相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中的奥妙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易经》编码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先后天八卦思想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被道家崇为“三玄之一”。
《易经》也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
《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辩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经》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称：“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64卦，适合战争机动战略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根据《易经》原理排兵布阵。历史上戚继光抗倭，在创立阵法时也是参考《易经》原理。
《易经》对武术发展也有很大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都来自《易经》理论。
《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围棋也是根据《易经》原理演变的游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当国际象棋大师被电脑击败的今天，计算机在围棋领域甚至无法达到初学者的水平。此外，《易经》在园林、养生、环保、农业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易经》编码独特的实时定位系统论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科学可以“重复”的神话，强调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一面，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随着科学的发展，其深远意义将日益被证明。
《易经》强调与时偕行的变易思想，是和谐文化、与时俱进等国学传统思想的主要来源。
《易经》编码的序结构思想，是已知最早研究事物序结构的典范，比现在的基因排序早了五千多年。同样的'卦符，由于序结构不同而有《连山》、《归藏》、《周易》、《邵氏易》之别。
《易经》实时定位的思想，是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至今对环保，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易经》编码的模糊观念，是后世的模糊数学的先躯。《易经》编码所依据的四论对中国文字造字、用字的“六书”有着直接影响，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都可以在《易经》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中找到依据。
《易经》回答了诸多哲学、天文、预测等方面问题，是真正的一分为二观点，比马克思学说早了几千年。它注重推理和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宗教色彩，通过象、数、理的推演，展示了独特的宇宙观，回答了物质、能量、信息、质量转换、辩证法则(主次要矛盾、普遍和特殊)、整体运动变化、人的意志等纯哲学命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独树一帜。其辩证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先躯。《易经》预测所利用的偶合律，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结合点，是探讨偶然和必然哲学范畴的先声;其二元世界统一论思想，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空间的真象，暗示了二元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易经》中常用的很多词语至今仍在我们口头应用，“突如其来”、“夫妻反目”、“谦谦君子”、“虎视眈眈”……等。“咥”仍是陕西方言中“吃”的代名词， “与时俱进”典化于《易经》的爻辞，“和谐社会”典化于《易经》的“和谐律”，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海尔企业文化“日清/日新”、CL 的合金文化等都来自《易大传》。21世纪中国的崛起，正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
《易经》对中国文化影响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文化、民俗影响深广，是世界上传承非常完整、绵延不绝、生生息息的文化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