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集校注
元稹字微之，别字威明，与白居易齐名称“元白”，中唐文坛的领军健将。生前，其诗歌即广为流传，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1]就当时的声名地位而言，威明之于乐天，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其身后，白居易声价日隆，威明则几乎湮没无闻。个中原因复杂，但大体不出以下两端：一是“元白”并称，二者诗风有相近之处，后人重白抑元，遂使“元白”之元仅做为一个陪衬白的词语出现，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至若元诗之特征则似径可用白诗之特征框范，此其一。另外，由于元稹写有大量的艳诗并悼亡诗以及史传中对其生平记载或有闪烁其词者，遂使微之之人品受到人们的质疑，由此株连到其作品，此其二。
对于第一个原因，笔者以为，尽管元白诗风有相近之处，但同中有异，那种“以白概元”的方法于道理既不合，于事实亦有乖。胡震亨《唐音癸签》载陈绎曾云：“白意古词俗，元词古意俗。”陆时雍《诗镜总论》云：“微之多深着色，乐天多浅着趣。”叶燮《原诗·外篇》云：“元稹作意胜于白，不及白舂容暇豫。”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云：“诗至元白，实又一大变。两人难并称，亦各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苍茫中间有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既由风气转移，亦自才质有限。”[2]其他论述元白之异的文字尚多，兹不备举。不过单从上引文字中当亦可窥见元白异同之大略。要之，东坡所言“元轻白俗”并非互文见义，而是元白之异的高度概括。元轻在意——意俗是也;白俗在语——词俗是也。然此“俗”非庸俗之俗，盖平淡之谓也。由此可见，二者之异判然，以微之为乐天之附庸显是不公。
其次是关于元稹人品的问题。古往今来，似乎很少有人对元稹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贡献做出全面、科学的考察。与之相反，一些缺乏史料佐证或仅依曲解史料所结成的观点却一股脑朝微之兜来，至若“抛弃莺莺”、“勾结宦官”、“依附藩镇”、“献诗求宠”、“玩弄薛涛”、“谋求相位”，诸种罪名纷至沓来，以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元稹几乎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但实际上，以上所列举的“罪状”多是无中生有，以讹传讹之辞，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以此加之威明，威明不受也。
上述两点误解可能是造成历来人们对元稹关注较少的原因。然而，尽管名花幽独，却也并非绝无问津者，近百年来，关于元稹的相关论文已有二百多篇，研究专著亦有数部。[3]以笔者愚见，在这些研究元稹的.专著之中，陈寅恪先生之《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先生之《元稹年谱》、杨军先生之《元稹集编年笺注》、吴伟斌先生之《元稹评传》及《元稹考论》诸种著作允称经典。陈著筚路蓝缕，伐木开山，在唐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对元白的部分诗作进行关照，个别语词容或偏激，但多为真知灼见，启悟来学，非一代也。卞著首次将元诗编年，在几乎空无依傍的情况下正确解决了大部分元诗的编年问题，贡献亦多。杨著首次注释元诗，吴著积二十八年之功，详推细考，解决了许多关于元稹的千年疑案，还历史以真相，二者嘉惠学林，自不待言。
周君相录，渭川霍松林先生之高足弟子。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录君既有意写一部《元稹年谱新编》，校注一部《元稹集》。[4]后来，相录君以《元稹生平与作品考索》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即撰成《元稹年谱新编》一书。是书萃众家之精华，立一己之新见，于元稹之生平考订详备，发明亦夥，实为元稹研究之力作。
相录君编订元稹年谱既迄，更复孜孜不辍，荏苒又越五载，终成《元稹集校注》。在笔者看来，是书诚披金掩玉，体挟众善。
首先，从校勘上来说。白居易曾言：“公(元稹)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又集古今刑政之书三百卷，号《类集》，并行于代。”又云：“生死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新唐书·艺文志》亦载元稹《小集》十卷。然而，由于唐人之别集，唐时皆无刻本问世，故直到北宋宣和六年(1124)，始有建安刘麟(应礼)募工刊刻元稹集。刘氏梓行之元集刊本，世称闽本或建本，为后世所有元集之祖本。延至南宋，有蜀本、浙本问世，然皆根自刘氏刊本。宋蜀本，今仅存二十四卷余，藏于国家图书馆。宋浙本是洪适(景伯)乾道四年在绍兴刊刻的。明人杨循吉影抄本附录洪氏跋云：“《唐志》著录有《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传于今者，惟闽、蜀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其文盖已杂之六十卷中矣。”浙本今亦有残卷存世，明人之刻本和抄本即均根自浙本系统，其中较著者有：弘治杨循吉影抄本、正德铜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万历马元调刻本。明代诸本相较，唯杨本差优，故以往元稹集的整理均以杨本为底本。马元调本除祖构宋浙本外另有马氏补遗六卷，它是诸本中最完备者。到了清代，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集。四库本元集祖于明马元调刻本，然并非马本之简单重复。四库本元集经过了四库馆臣的严密校勘，四库馆臣曾以明马本为底本，参校蜀本，是作品最全、讹误最少的本子。与马本相较，四库本的文字讹误明显减少，而且，即使将四库本与明代杨本相较，四库本仍有许多明显优于杨本之处，对此，相录君曾做过详细统计。[5]相录君此次校注元稹集即以四库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系统主要版本及较早之总集、选集，精考细订，审慎取舍，使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存旧”，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可靠”。[6]记得黄永年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校勘·如何处理对校本》中曾说：“(校勘)要求弄清楚各个本子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选择若干与底本不同渊源的作为主要对校本。”相录君此次对元集的整理是完全符合黄先生所说的校勘原则的。
同以往的校注类著作不同，相录君之《元稹集校注》并未将校和注车裂开来，划疆而治，而是融校于注，注校并行，这样一方面使注文省洁——如有的地方原文不妥，注之无益，以校记之文明示之，则自可免去无益之劳。如《含风夕》(页49)一诗中，注凡十二，而校记有五，约占二分之一稍弱，又，其注释[8]云：“乍：原作‘年’，据蜀本、卢本、杨本、全诗改。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卷一：‘乍，犹恰也;正也。’”这样便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注释之语。另一方面，注校并驱的体式也大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披览全书，觉相录君的校勘取舍精当，校记言简意赅，达到了很高的校勘水平，显示了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实的学术积累。
其次，从注释方面来看。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云：“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他们注释功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又云：“(校勘)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7]相录君于此著之校勘极其用力，正文中判定正误的按语俯拾皆是，充分体现了著者广博的学识和审慎的态度。由于校勘笔削得当，故注释之文的准确度亦得到大大提高。相录君之注释繁简得当，一丝不苟，从量上来说，对于每一篇诗文，著者都力求注尽注实，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不嫌琐碎，不弃凡近，注释最多的一篇文章竟多达一百四十注。从质上来说，举凡名物制度、时谚俗语、典故时事等均有比较详明的注解，且多所博征，广引他籍以实己说。另外，是书之注释基本做到了平易与学术兼顾，简洁与精详兼取，故不仅可供硕学鸿儒置于案头，钻研把玩，亦可供普通读者切磋琢磨，愉心消忧。譬如《三叹三首》中对于“鹖旦”这一比较生僻的词，注释云：鹖旦：鸟名，即寒号鸟。《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鹖旦不鸣。”郑玄注：“鹖旦，求旦之鸟也。”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禽二·寒号虫》。鹖旦，原作“渴且”，据蜀本、卢本及文意改(见页64-65)。一注之中，凡引二典，且详录校记，留是删非，颇见功力。而像“过”、“徂”等常见的古汉语词汇，是书也尽量注释，这对普通读者甚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元稹之文，历来无注，相录君这次注解元稹文是在空所依傍的条件下完成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著者有这样披荆斩棘的勇气和信心，又有扎实的学养作根底，则是书的质量可以想见。
复次，从编年方面来看。本来相录君在《元稹年谱新编》中对元稹作品已考订详备，此次校注元集既以年谱为依托，编订作品年次。然而，值得称道的是，《元稹集校注》虽未遵从一般系年体著作之体式——先标年代，再以诗文填充之——却不厌其烦地在可考知作年的每一篇诗文之后都详细标明了系年，并附有简明的考证，而且将唱和作品的用韵方式也精确标示。这样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读，为元稹作品研究的深入开辟了道路。
最后，从补遗和辨伪方面来看。《元稹集》一百卷，散佚严重，最早对北宋编定之六十卷本元集进行补遗者为南宋洪适，其后明代马元调又补遗六卷，上世纪陈尚君等先生又有续补遗，但元稹诗文仍有遗而未补者，且已补者亦有误补、误拟题目者。相录君此次整理，既对此前补遗中存在之问题进行了清理，也对未补之诗文进行了补辑，遂使整理后之元集成为最可靠、最完备的版本。譬如他从宋祝穆《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宋本)卷六六《利州东路·兴元府·山川》中辑录出元稹诗歌残句“东凌石门险，西表金华瑞”，并基本确定此诗是元稹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出使东川时作(见页536)。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关于元稹集中误收之诗文，前辈学者如岑仲勉、卞孝萱、杨军等均曾作过考辨，嘉惠于学林者甚多，但仍有一些伪作未被揪出。相录君在元集辨伪方面用力亦深。这里仅举一例，自晚唐范摅《云溪友议》中记载了元稹与薛涛之情事后，后代之人多以此作为微之薄情之硬证诟病之，而相录君曾撰文撮举七证以证明范记之伪，从而否定了《寄赠薛涛》为元稹之作品，为澄清元稹之人品为功不少。[8]这次整理，相录君遂剔除了《寄赠薛涛》一诗，对于元集中其他两首关于薛涛的诗作则审慎下断语，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力求做到持论公允。
当然，如此一部巨型著作，以其涉及文献材料之丰，分析辩解之博，欲求尽善尽美，似乎强人所难，有一点儿失误或不足是难免的。依笔者鄙陋之见是书对某些唐宋时期之俗语的注解似乎不够，如“自言”一词在元诗中出现数次，大多为其普通义，即自道，但是在《大觜乌》、《赛神》、《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三诗中，“自言”皆非本义，而是作俗语用，是“自以为、自料”的意思。再如“何言”一词在《纪怀赠李六户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韵》及《代九九》中所用亦非本义，而是作“哪里料想到，怎么能知道”解。另，“都大”一词在《和乐天题王家亭子》一诗中似作“总是”解为宜，凡此数例皆应注而未注，或注而至谬者。[9]再者，相录君对有些诗句似乎求之过深，如《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并序》中之“懒学三闾愤，甘齐百里愚”一句，著者引《汉书》及《三国志》中相关记载认为百里指一县所辖之地，百里愚是指才能低下仅能治理一县之地。其实此处之“百里”乃是“百里奚”之略，典出《孟子·万章》：“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秦。”[10]如此则百里与上句之三闾恰为工整的人名对且于诗意也更加贴切。另外，是书在校对方面也有微疏，如：页3之《乐府古体序》当为《乐府古题序》之误，《四皓庙》注[14]之“辉”为“煇”字之讹。以上所列举的均系疵毛之误，不及沧海之一滴，只是由于相录君此书的质量较高，故我们对它的要求也略显苛刻了些。
元稹生时为才子，“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岁能属文，十五明经及第。二十调判入四等，署秘书校书。二十八应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遗。”[11]惜哉身后事迹不彰，且人品亦遭人质疑，以致历代对他的评价与研究和他本人生前之地位与影响极不相称。我们有理由相信，相录君之《元稹集校注》的问世定会推动学界对元稹的研究，同时我们也期待着相录君在元稹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