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元稹正名
唐代大诗人元稹，离世而去已千余年了，其文学思想之影响与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元稹(公元779～831年)唐诗人，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和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称“元白”，早期的文学观点也相近。其《乐府古题序》一文阐明自己的文学主张，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之一。有些诗篇用乐府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但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语言的通俗流畅上，都不及白居易，后期所作，则多写身边琐事。又颇有艳诗，对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李肇《国史补》述及当时诗坛的情况说：“元和后，……学于元稹。”长诗《连昌宫词》较著名，又作有传奇《莺莺传》，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取材。有《元氏长庆集》。
由此看来，元稹在人们的心目中的总体印象是：先是得罪守旧官僚遭贬，继而变节投降依附于宦官而荣升至宰相;与白居易友好，但文学不及白居易且多有艳诗，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其实，沿习此说何止《辞海》，千余年来罗织元稹之“罪状”，大致有六。
1.《新唐书》载：“(元稹)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2.唐代文学家李肇著《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学于元稹”。
3.《董解元西厢记·前言》说：“元稹所写的《莺莺传》(一名《会真记》)是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的一篇文过饰非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法说教，思想反动的作品。"
4.《薛涛传·元薛因缘》日：“元稹最慕虚荣，爱情不专，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
5.《达县文史资料》第三辑，扬奉禄撰《正月初九为怀念元稹登高一说质疑》述：“元稹在通州三年多的司马任内，有没有政绩?志书上没有记载。在这些日子里，元稹所作的诗不少，而对政事则无只字提及。”
6.《川东学刊》总第2l期陈正平《通州司马元稹》写道：“元稹只做了“无言责、无事忧、无功无罪的四年闲官，他在通州扮演的只是一名居闲位享薄禄的诗人角色，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做出政绩。”
凡此种种，已足以使元稹英才无名，气节扫地。然观史海，浏览群书，多有不苟同者。故有必要陈述，以还元稹大诗人之清白，试为元稹正名。
忠心耿耿的元稹是反腐朽的勇士
《辞海》载：“元稹因得罪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得罪，作何解释?乃获罪、冒犯之意，然而，仅仅用一个“得罪”来为元稹定性，诚恐有失偏颇。元稹敢于直谏，性格锋锐，素有敢做敢为之气魄，虽举谏一次升一次而遭宦官诬陷一次又遭贬谪一次，屡升屡贬，这岂止一个“得罪”了得。试看元稹的几次弹劾，是否仅仅是“得罪”了守旧官僚?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李纯嗣位。元稹拜左拾遗，因洞察朝廷内部官僚集团的腐朽恶习，于是“事有万万急于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上献《教本书》以陈请皇帝要注意挑选教授皇太子的老师，稳慎地择用朝中的将相，远离沉滞僻老之儒，任用博学弘深明达之人。实际上，就是要废黜当时左右在皇室之内的腐朽宦官，结果被围绕在宪宗周围的亲信、宦官所仇恨，被贬为河南县尉。
元稹敢冒昧殊死而言，是为了朝廷后继有人的千秋大业，说元稹仅仅是“得罪”守旧官僚，未免太冤枉元稹了。
再看元和四年，元稹授监察御史，出使东川，因弹劾已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私加税收饱私囊事及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案事，又遭严砺生前朋党谗诬，一个为维护国家法纪，反贪倡廉，为民请命，申张正义的元稹，又因此而被调离到东台，这难道说也仅仅是“得罪’’守旧官僚吗?
又看元稹上任后，又接连上奏浙西观察使韩皋用仗棒打死湖州安吉县令孙懈事;徐州节度使王绍在邮驿站内停放死人事;河南尹房式为不法事;内园私设监禁，关人一年多而官府不知事;河南尹诬告枉杀诸生尹大阶事;飞龙使诱亡奴为养子事;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事;汴州没收死贾钱千万等十多件事。更引起贪官污吏们的仇恨。元稹也因此上奏有功，得以召回长安，将待升迁。然而，当元稹在回长安的路上，住宿于华阳县敷水驿站时，宦官刘士元和刚被元稹查处了停棺木在邮驿内并强行索要马匹、粮草的仇士良两人后到，却仗势高官，蛮横无理地将元稹赶出正厅，并打伤元稹。事后，还恶人先告状。其结果又是元稹被贬到江陵府做士曹参军。五年后，眼见元稹平叛淮西有功，却被元稹举报而受到处罚的也是仇士良的直接上司，时为禁军中尉要职的吐突承璀召回长安，改贬偏僻的通州。意欲置元稹于死地而后快。这真是一个冤枉，立功遭贬，公理何在?
元和十五年，元稹调入翰林院，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次年初，穆宗常常召元稹进宫，谈论“西北边事”的国家大事，这又引来了宦官们的嫉妒，深怕元稹由此而得升宰相。于是大造元稹的谣言，说元稹要谋反。又因元稹曾奉命查办了裴度的儿子裴撰考进士时，收买主考官，考试做弊而落榜。因此，裴度怀恨在心，于是借朝廷派他去讨伐王廷凑叛军之际，要挟穆宗皇帝，贬谪元稹。便串通其余涉及考试做弊的宦官们无中生有三次诬告元稹要谋反朝廷。穆宗初登帝，考虑正是用兵之际，又为了照顾宦官们的面子，违心地罢免了元稹的官，降为工部侍郎。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为朝廷献计纳策、坚持正义、维护法纪的元稹受到贬谪。考试做弊的裴度之子受到破例赐进士的封赏。迟迟按兵不动，贻误战机而屡屡诬告的裴度及考试做弊所涉及的宦官和挑拨离间的奸臣们却逍遥法外。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穆宗查证无谋反之事，给元稹平了反，并升元稹为宰相。为了报答皇上的恩赐，元稹准备采纳于方的“反间计”去解因叛军王廷凑攻打深州牛元翼之围。可是，裴度又在他人的挑拨下，上告朝廷，说元稹勾结叛军要刺杀他。穆宗派人查证，结果是没有此事。于是，穆宗一气之下，将裴度和元稹一起都罢了官，这又是一个冤假错案。
元稹罢官被贬同州，既而又贬越州为刺史，一去便是八年。在同州、越州期间，元稹体察民情，减轻百姓税赋，兴修水利，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文宗李昂继位，才又把元稹召回京城，升任尚书左丞，主管整治官吏的事务。元稹为了维护法纪，振兴朝纲，一连罢免了七个不办公事，只谋私利的员外郎一级的官员。这又遭到奸人们在朝廷中的亲信们的陷害，诬告说元稹意欲谋取相位，在越州时大搞贪云云。因而蒙骗了刚继位的文宗皇帝，结果仍然是元稹被贬为武昌军节度使，把元稹赶出了朝廷，最后死在武昌任上，以致于元稹一生也没有机会来辩白自己的冤屈了。
上述诸事，已足以证明元稹为国家、为人民始终坚持正义，维护法纪，冒死直谏，在所不辞。这难道仅仅是“得罪"二字所能解释的吗?这难道是守旧派与革新派的斗争吗?非也，元稹是为社稷大业忠心耿耿的贤士，是为民请命的`清官，是反腐倡廉的勇士。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的。
元稹并非依附宦官得宰相
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元稹先是得罪宦官遭贬，继而变节依附宦官而荣升，是始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后。也就是元稹被贬通州为司马四年，又移虢州为长史旋被宪宗召回长安，授膳部员外郎后。然而，千余年来，谈及元稹多是人云亦云，对元稹颇有微词。事实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不妨来读一下《旧唐书·元稹传》：“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长史征还，为膳部员外郎。宰相令孤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辞学。谓稹曰：‘尝览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知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怀。’稹因献其文。”此文所记，有否元稹依附宦官之事?我以为应是一代文宗的宰相十分欣赏元稹的诗文，更看中了元稹的文才，而不是元稹去巴结令孤楚。
再读：“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史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崔潭峻，就是史学界说的朝廷宦官。然而崔潭峻不把元稹作为被流放的贬官看，而是以礼相待，也是看中了元稹的文才，时常搜求元稹的诗词歌赋诵吟。这里也不存在元稹巴结宦官的问题，更无“投降变节’’可言。何谓投降变节?乃先攻击其人而后投靠其人，以致改变原来之节操，改变原有的品行。元稹是否如此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崔潭峻与元稹之关系。
早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元稹时贬江陵为士曹参军，严绶是山南东道节度使、淮蔡招讨使。而崔潭峻是山南东道节度使，都是元稹的直接上级。他们在一起奉皇上的命令，招讨淮西吴元济叛军，是一个派别的。而元和十五年，元稹为膳部员外郎时，受到崔潭峻的优待，他们仍然是一个派别。也没有先反对崔潭峻，而后又去投靠巴结崔潭峻之事。正如元稹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所言：“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因此，可以说，元稹从来就没有阿谀奉承的恶行。
其实元稹得到提拔的关键，还是穆宗皇帝。穆宗看了崔潭峻呈上元稹的《连昌宫词》等百余篇诗词后，发现和了解了元稹是个人才，于是破格提拔，不避非议，大胆启用人才。为何如是说呢?因为提拔元稹为制诰后，朝廷内的人“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也就是说，在当时提拔知制诰者应是从相府中选举，而元稹从一个南宫散郎一下提为制诰，当然要受到鄙视，不明真像者倒真以为元稹是靠依附巴结宦官而连升数级的。殊不知，当元稹替皇帝写的诰封一出，却“迥然与古为侔，遂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这不但使朝中原来鄙视元稹的人心服口服，转变了看法，而且更加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赏识。器重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远见卓识，赏识元稹的“《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的文学才能。试问，象元稹那样有才能的状元郎(进士第一名)朝廷都不用，那又要用什么人呢?
然而，为何元稹在朝廷内屡屡受挫?为何元稹时常受到诽谤和中伤呢?这里应该再看一下裴度与崔潭峻、元稹的个中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载：“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弑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弑，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这就是说，重用元稹的崔潭峻，是推翻宪宗的逆党(姑且这么说)，这批逆党受到新登位的穆宗重用。而裴度是忠于宪宗的旧臣。因此，与崔潭峻等人是有着根本的分岐和敌视。而崔潭峻等人也是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的。究竟谁是宦官呢?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其实《辞海》载：“裴度晚年以宦官专权。”当然，陈先生也就因此而“非本文所能详尽”了。事情虽然错综复杂，然而，我们还是能够理出一条清晰的线来，即元稹检举了吐突承璀劳役百姓，罚处了吐突承璀朋党如刘士元、仇士良之流的贪赃枉法，奉旨查办了宰相裴度等的子弟、兄弟亲戚考进士做弊之事，揭穿了裴度欲报私仇两度数次诬告元稹之事。赞成崔潭峻反对宪宗听信吐突承璀等之流的谗言，拥护新登基而重用他的穆宗。这实际上是维不维护国家法纪，坚不坚持正义的大事。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如果依此观点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那么，元稹为何常遭贬谪，常被诬陷，常被诽谤，则不言自明了。
明了元稹遭受的冤假错案，让我们再考订元稹“信道不坚，乃伤所守附宦官贵得宰相”之出处，此说在后晋人刘驹监修的《旧唐书·元稹传》中并未出现，而是出自宋代宋祁编的《新唐书·元稹传》(欧阳修编五代史)。《新唐书》在后，而《旧唐书》在前。我以为，《旧唐书》更接近于元稹那个时代，更能准确地评价元稹之德行。而《新唐书》的编修者明显地受后来谣言的左右，以至于使元稹蒙冤至今。
只要我们认真地去读一下元稹当时对诸事件写给皇帝澄述的文章，便会一目了然。那的的确确是一连串的冤假错案。元稹虽然数次担任辅君匡国的要职，担负济世为民的重担，但是，却非常短暂。其中最长的任职是一年的监察御史，最短的是尚书左丞，在位不到一个月，五次要职总共仅两年零三个月。而前后遭贬、流放则达20年之久。元稹啊，真是一个饱受苦难，历尽沧桑之人。他在那么多的恶意中伤环境中，不畏权贵，不避风险，敢于直谏以保社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一心以大业为重，却每每是遭受不白之冤。如果元稹真要是“信道不坚”，“投降变节”的话，也不至于落得个一贬再贬的下场。元稹真是太傻。当了翰林院承旨学士，就不该去查办什么“考进士做弊案”，人家皇帝叫白居易去查办，白居易都知道厉害而不去查，你元稹却要去查，使得宰相裴度的儿子、主考官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十一人落榜。你说怎么不得罪一大片呢?当了宰相，就不该去为国家着想，用什么“反间计”去解“深州牛元翼之围”，本是裴度奉命去讨伐而迟迟按兵不动的个中原由，你元稹为何不知这是裴度要挟皇上的本钱。你元稹去平定了叛军，那又把裴度的威风置于何处?被贬同州、越州当刺史了，你元稹就该“闭门思过”了，怎么又去为老百姓着想，修什么水利，搞什么税赋改革?富豪们要多缴税，怎么会高兴呢?怎么又不造你的谣呢?以致落得个“渎货”贪的坏名声。当了检校礼部尚书、尚书左丞，你元稹又要为什么国家着想，搞什么整治吏部，振兴朝廷法纪，去罢免那些朝中不办公事，只谋私利的官员，这当然要被宦官、奸臣们说你想谋取相位。以至于被再次赶出朝廷并死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终生也没有机会来为自己辩解，而含冤九泉。
然而，时间是最能考验人的，真理始终是真理，无论受到多少挫折，无论有几多的沉冤，历史，将作出公证的评价，元稹，你的形象将永远是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