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生在大陆、长在台湾、留学美国、任教香港、游历欧洲，因而他的创作除了早期在大陆的短暂熹微之外，可以分为台湾、美国、香港三个时期。事实上，余光中的地理乡愁不仅囿于对祖国大陆的眷念，也包含了留美时期、任教香港时期对台湾的思念以及台湾高雄时期对香港沙田的守望。大陆、台湾、香港是余光中乡愁主题的三度空间，无论乡愁的变奏有多快、辐射有多广，“中国结”、“台湾心”、“香港情”三大焦点永远聚光在中华。简而言之，余光中的乡愁统辖两岸三地，指向整个“中国”的土地。
台湾时期，是余光中乡愁文学的多产期。在此期间，大陆直接成为余光中深情吟咏的对象。创作于一九七二年的《乡愁》，是余光中的成名诗，一时间享誉海内外。诗中乡愁是极具象征意味的邮票、船票、坟墓与海峡，传递了亲情与爱情，也饱含了生离死别的痛感和离散现实的无奈。写《乡愁》，余光中仅仅用了二十分钟，可那银瓶乍泄的背后埋藏的却是二十年的深情。艾青曾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同一种爱，同样的深沉，故土乡情具有着普适性和广泛性。在梦的彼端，记忆的上游，饱含深情的泪水，余光中隔海写下了《舟子的悲歌》、《腊梅》、《乡愁》、《民歌》、《呼唤》、《海棠文身》、《乡愁四韵》……
余光中曾三度留美，前后相加长达五年，“远适异国，尤其是为了读书或教书而旅居美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始终却是一种‘文化充军’。再加上政治上的冷落之感，浪子的心情就常在寂寞与激昂之间起伏徘徊。”文化充军加之语言易境、昼夜颠倒，对于本就根须断裂的余光中而言，无疑是失去大陆后再失孤岛的双重流离和无根拔起，精神的“断奶”之痛是物质无法弥合的伤痕。生命的沧桑与流浪的焦灼，深化了余光中乡愁的情感，也加重了他对中国的认同。
一九五八年的晚秋，余光中赴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研究英美诗与现代艺术。为期一年的旅美生涯收获了三十三首作品，均为在“美丽的土地”上怀念“美丽的岛屿”(台湾)的纪念。“怀乡是一种绝症，无药可解，除了还乡。在异国，我的怀乡症进入第三期的严重状态。有些美国同学简直不知道台湾在何处，英文报上更难读到祖国的消息。”陌生的“四方城”，陌生的文化，异域生活的孤独感加剧了余光中对祖国、对台湾的思念。“独行于摩天大厦的阴影里/我顿足复顿足/顿不掉太平洋对岸/带来的尘埃”(《尘埃》)。身处异国，“尘埃”便是余光中爱之深、念之切的故土象征，那故土大而言之是祖国大陆，小而言之是宝岛台湾。
一九七一年六月，余光中告别最后的留美生涯，百感交集之余兴奋不已，但重温台湾的岁月，美好而匆忙。一九七四年余光中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再度离台。居住在香港沙田，时时北望而东顾，北可望大陆，东可顾台湾。沙田的'守望，成为余光中香港时期乡愁的表达。香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位置恰到好处，“以前在美国写台湾，似乎太远了，但在香港写就正好……以前在台湾写大陆，也像远些，从香港写来，就切肤得多”。相形之下，已在台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余光中，此时的“台湾相思”更为具体、更为浓厚。
《邮票》与《红叶》，是余光中在香港时期明确表达台湾相思的代表作。台湾与余光中虽无生于斯的关系，但也确是其长于斯的第二故土。《紫荆赋》是余光中在香港时期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诗集里以香港为主题的诗十六首，其中约三分之一表现的是沙田时期的宁静心情。
余光中自称香港是“情人”，可见两者缘分之深之奇。多情自古伤别离，《老来无情》恰恰看似无情却有情。若说大陆是余光中的第一故土、台湾是第二故土，那么香港足可胜任“第三故土”的美名。十余年的情感，已惠及一草一木，生存的惯性也已达到人物互相依恋的境界。因此，在《别香港》中，余光中宁愿离别的快刀将自身剖成两段，一段名“从此”，一段名“从前”。一九八五年，余光中告别香港，回到阔别多年的台湾，在其回台的岁月中，写下第十五本诗集《梦与地理》，延续了《紫荆赋》时期对香港的眷眷之情。
大陆是余光中乡愁的母体，台湾和香港则是依附于母体的婴孩，乡愁的指向是广义上的中华土地，也是理想中的国人一家。愁情似海，汪洋恣肆，无论在彼岸或此岸，一湾乡愁水，总能印证余光中的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