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
《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都是散文家余秋雨的作品。余秋雨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欢迎大家阅读。
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自序中写道：“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特别是作者为了反对盗版，只能停笔，向读者交代“小小决定”。作者表示：“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还是写下了《行者无疆》。对他《行者无疆》的“第三方位”再作分析，也是对“行者”的考察，或许可以对读者有所帮助。
《文化苦旅》死里逃生
在九十年代初，我曾拜读过“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的《文化苦旅》。余秋雨先生在后记中叙说了此书的颠沛流离：“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本《文化苦旅》如果不能死里逃生，怎能获得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成果奖，又怎能获得台湾一九九二年最佳读书人奖。”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中，四处钻营，曲意奉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此时，曾在区图书馆专门搞过书评工作的我，向来自宣传部、教育局的局党委正、副书记徐新冠、王家骏推荐并得到支持，在纪念“七·一”之际，从省版书店等几家书店购买了近百册《文化苦旅》，作为对多年来奋战在文化战线上呕心沥血的“文化人”辛勤劳动进行“精神慰问”。
再往前一点，八十年代后期，我已从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虽未能“三十而立”的我而以如今不能相信的一点七五元的价格买下了“四十而不惑”的余秋雨著的《艺术创造工程》，此书与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黄承万的《审美中介论》等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探索书系”的第一批书目。它是当代文艺变革的缩影，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这本书有些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讲课的内容，引起了不少各地高校的艺术理论课进修教师的良好反馈。此书一反以往一些艺术理论专著的结构框架，以开放的眼光、散文的笔调，探索了艺术活动的创造本性。作者力求贴近艺术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可能遇到的甘苦和困惑，善于把思想化为形象，把论说语言变成艺术语言，既显示出理论思维的深刻性，又不乏艺术的感染力。在很有学者风度的作者像下面是作者余秋雨曾写过：“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山居笔记》回眸历史
记得几年前在图书馆翻过余秋雨“把它首先献给白先勇先生、欧阳子女士和一切关爱我的台湾朋友”的《山居笔记》，作者是躲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写作的。当时我的感觉是：如果说《文化苦旅》在漂泊旅程中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话，那么《山居笔记》在回眸历史中，展示了作者深沉的历史题解。作者也说到：“连已经习惯了《文化苦旅》表述风格的读者也可能会对《山居笔记》不习惯，这没有办法了，既然我的文思已经无可奈何地进入了深秋，那么只能让不厌弃我的读者一起来消受寒风和残叶，真对不起。”如今，再读《山居笔记》，读到了“康雍乾盛世”清朝始末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读到了《流放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还读到了《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尤其读到了曾在海内外、学术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遥远的绝响》和《历史的暗角》。前者对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魏晋人物晚唐诗”，由《魏晋清谈》进入这个真正的乱世：当时被杀的知识分子已不是秦始皇时代所坑的个体形象还较模糊的儒生，而是姓氏、事迹、品格、声誉均已是真正的名人，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作者着重描述了李白写诗道“院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阮籍，着重怀念了在刑场高台上，面对着千名太学生和民众，“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而赴死的嵇康。由此，作者感叹道：“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一切都难于弥补了。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接着，在那篇引起有趣反响的《历史的暗角》中对那群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予以揭露：“处在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小人’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于是，作者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发现这个历史症结中分析出：小人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力，不怕麻烦，办事效率高，不会放过被伤害者，需要搏得同情，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最终控制不了局势。有人说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天才中途夭折。大凡受到“小人”纠缠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或者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受到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受到了“小人”的忌恨。巴金、施蛰存当年也受过攻击。遥想当年，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不少人合伙骂他，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煌煌巨著《中国服装史》诞生了。收到近十种版本盗版的也是难产了整整四年的《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当他“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此时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山居笔记》“自序”便是有九章四十页的《可怜的正本》。
《霜冷长河》鞭辟入里
余秋雨的题字，马兰的篆刻印在封面上，使这本《霜冷长河》别具匠心，夫妻俩那年冬天在南京古道上合影的照片印在扉页上，作为以马兰主编的黄梅戏《秋千架》为题的“代后记”，其实是余秋雨对妻子马兰的近距离，细节的“特写”。在书四辑与众不同：《壮士》这个古老的称呼，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中秋》写是读了女诗人自拟的讣告后，拿起电话筒将此作为节日礼物让朋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写了外国一家华文报社让他发表对张爱玲之死发表评论的电话采访;《老师》、《长者》则充满对张可、王元化等“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的历经磨难的长者之敬意。此书的第二辑是作者“关于友情”、“关于名誉”、“关于谣言”、“关于嫉妒”、“关于善良”、“关于年龄”等方面的研究，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论文，引经据典，说古论今;从中我结识了一位不怕死却惊疑于世间居然有人“卖友”、“吮血”的柔石;联想了留下“人言可畏”、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遗言的阮玲玉，读到了一位清纯绝俗却触及人生与名誉的李清照的故事，怪不得她晚年的《声声慢》能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千古传世绝句;作者对造谣的人们鞭辟入里，对越流越大，越滚越圆，越滚越险之谣言的雪球“群鸦蔽天”进行了讽刺。此书第三辑，近似的散文笔调的微型特写，有《绑匪的纸条》、《乱世流浪女》、《心中的恶狼》、《为自己减刑》;有《文化敏感带》、《大桥的寓言》、《遗憾的真实》、《褪色的疑问》。第四辑分为“灯下回信”、“掩卷沉思”两部分，前者是作者在上海《青年报》“青苹果热线”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的回信;后者“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有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当我读了余秋雨先生写的十四篇“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题点的深夜冥思”，我觉得这很像萧乾先生几十年前所倡导的“散文体书评。”作者将读《学者追忆丛书》、《梅兰芳百年祭》、《米丘林作品》、《中国人》、《世纪之辩》用“——”放在文末而不是作为副标题，也是别具一格的。余秋雨读《人生纪年》后提出“收人生，比收古书籍、古董更加重要”，“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作者说：“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让今天收走昨天，让明天收走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走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片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我想，这也正是《霜冷长河》的要义所在。 《千年一叹》骇人听闻
捧读《千年一叹》，不由被标明出发及途经路线和到达的地图，被图文并茂的异国风情之照片、文章所吸引，此书是一本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经历的日记，由作者从深圳、香港、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到达中国的边城樟木的一百零二篇“日记体”的“探险散文”，他那在一个两米直坑的弹坑前徘徊片刻便写就的主题歌《千年走一回》，后来由滕格尔演唱，气势夺人，情真意切，特别是“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长”，“我是昆仑的云，我是黄河的浪”，“我是废墟的泪，我是隔代的伤”，“我是屈原的梦，我是李白的唱”，以及重复的“我是涅磐的凤凰再飞翔!”那磅礴的气势，那浪漫的诗情，那文明的追忆，那历史的沧桑，将“千禧之旅”的意义挥笔在纸上，将“千年一叹”的回眸弹指一挥间。
作者“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当车队回国后，使作者伤心的是，“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劫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国，现已基本卖完。”因此，作者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因此，我对“自弃各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而这次又自动“割断”的作者表示理解，对他的危言表示赞赏： “我是行路才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利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
尽管《千年一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时，采用了由深圳华美防伪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提供的防伪标志，此书在一年中印了十二次，印数达三十六万，然而作者在“自序”中“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的遗憾，不由想起他在《历史的暗角》说到孔夫子提供了划分界限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当长久放弃之后，“小人就会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在作者表示“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的盗版，印得越多越好。”
由此，我也在感叹：今读其起承转合四本散文集，何时再读余秋雨?!在写作此文时感叹之余，在发表之前获悉信息：得知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续集《行者无疆》已经问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余秋雨、郑义文化旅游散文与景点摄照互映生辉的著作，作为余秋雨眼里的中国文化·摄影珍藏版，让读者在审美享受上更上一层楼。
《行者无疆》第三方位
首先将自己定位为“行者一个”，而不是文化商人、作家、学者或者大学教授。这是在最近央视知名栏目《艺术人生》中面对观众质疑：这位“文化明星”到底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余秋雨的回答显得平静而智慧。
他自从十五年前走出书斋，用自己的眼睛和脚步实地考察，进行文化苦旅，他的足迹越行越远，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行者无疆》是余秋雨欧洲之旅的考察结集。此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
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他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选择行走考察，余秋雨深感亲临现场的感受和得到的原始真实是读书斋文字无法代替的，一路上产生很多疑问，边走边寻找答案。对文明和与之对立的蒙昧、野蛮的思考依然是他为人为文的主题。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他走过南欧：“废墟，大海，流浪，历史常常从这里出发。”
他走过中欧：“森林，山丘，古堡，历史常常在这里隐藏。”
他走过西欧：“热闹，精致，张扬，历史常常在这里转折。”
他走过北欧：“苍凉，寂寞，执着，历史常常在这里凝冻。”
他来到庞贝古城废墟，久久驻足那两个剧场，看到了人体遗形，特别是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象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ns Plinius Caecundus)。”
他来到叫罗马的这座城市。给它这个词叫“伟大”，“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文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文，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余秋雨认为：“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余秋雨的欧洲之旅几乎周游列国、走遍主要城市，他对巴黎等各大城市的景观、印象都有文章，他以为“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最有趣的是他给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巴塞罗那写了一篇《流浪的本义》，说“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他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眼界越走越宽，脚步越行越健，万千气象纳入胸怀，运谋成篇。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他为人为文的主题，余秋雨回答道：“至少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他写道：“德国诗海涅指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而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书中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这就是余秋雨，一个学者，不，还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一个行者立足“第三方位”的独特看法与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