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母亲
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在家乡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发到遥远的福建永春去任教。在永春，她认识了余光中的父亲，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冥冥中似乎有一条长长的红丝线牵引著，结果就成了余超英的续弦，还当了一个九岁男孩的继母。民国十七年，余光中生於南京。 自从嫁入余家以后，她显然没享过福，永远是劳碌的。两次逃难，丈夫都不在身边，孤伶伶一个人带著独子跑遍千山万水!在余光中的回忆里，母亲在油灯下扎鞋底的形影永难磨灭。还有中学时期，每次从朱氏祠堂返校，母亲总是殷殷送别，然后伫立山头，一直守望著孩子走下山去绕过谷底，消失在另一座山后，那「望子石」的姿态也永远留在人子心底。 范我存(余光中妻)回忆，余父好客，爱热闹，实在累坏了余母。在还没有电话的年代，余父经常在未预告的情况下，一下子带回四、五个人回家吃饭。还有永春那些同乡，有人退伍找不到工作，就住在余家，由余母张罗一切。余父是个一介不取的公务员，家中经济来源固定，所以余母就在后院种菜、养鸡，聊以自力克难。 余母很瘦，身体一直不硬朗。也许是强大的爱心使然，她硬撑著。有几次她已入睡了，余父半夜带朋友回家，还会叫她起床去张罗宵夜。范我存不忍，后来就劝阻公公说：「巷口就有卖馄饨的，买回来吃不就得了吗?婆婆已经睡下了，就别叫醒她了。」 范我存嫁给余光中后，对温婉贤淑的婆婆很心疼。提起婆婆的早逝，她曾语带埋怨地说：「那年端午，天气很热，公公又请了很多人在家吃饭。婆婆累了一天，后来草草地吃了些剩菜，又吃了冰西瓜，第二天肠胃就不舒服，肚子痛了好几天。我陪她去 照片子，医生说是胰脏癌转为肠癌，住院后不久就过世了。」 一九五八年(民国四十七年)，对余光中而言，是巨变的一年。母亲孙秀君积劳成疾，在端午节之后住进台大医院。至七月四日，便因肠癌病逝，享年五十三岁。当时余光中三十岁，长女珊珊还有六天才满月(六月十日出生)，祖孙竟来不及谋面，余光中在哀伤和混乱中办完母亲的后事，含泪写下招魂的短笛。对於早逝的母亲，余光中怀著永恒的哀思。
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鹤发童颜的余光中在接受来自祖国大陆的记者采访时，又一次忘情地吟唱起他作于30年前的《乡愁》。
由于余光中15年前从香港返台后“背弃台北”而“转居高雄”，记者初抵台北欲寻访这位名播两岸的诗人的计划受到困扰。幸好报载他要到台北出席一个文学翻译界的`笔会，我们相约于他，没想到诗人竟爽快地答应了。
采访自然是从他的创作谈起，而“乡愁”又是双方共同的话题，余光中告诉记者，中央电视台刚刚与他谈妥，将他的诗作《乡愁》谱曲后作为电视系列片《闽南名流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片讲述的是郑成功后人在海峡两岸生活的情况。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离开大陆，3年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创作，也曾到美国和香港求学、工作。目前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已出版诗集、散文、评论和译著40余种，他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多妻主义者”。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从21岁负笈漂泊台岛，到小楼孤灯下怀乡的呢喃，直到往来于两岸间的探亲、观光、交流，萦绕在我心头的仍旧是挥之不去的乡愁。”谈到作品中永恒的怀乡情结和心路历程时他说，“不过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乡愁现应该是对包括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的眷恋。”
60年代起余光中创作了不少怀乡诗，其中便有人们争诵一时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白发盖着黑土，在最美最母亲的国土。”回忆起70年代初创作《乡愁》时的情景，余光中时而低首沉思，时而抬头远眺，似乎又在感念着当时的忧伤氛围。他说：“随着日子的流失愈多，我的怀乡之情便日重，在离开大陆整整20年的时候，我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乡愁》。”
余光中说，这首诗是“蛮写实的”：小时候上寄宿学校，要与妈妈通信;婚后赴美读书，坐轮船返台;后来母亲去世，永失母爱。诗的前三句思念的都是女性，到最后一句我想到了大陆这个“大母亲”，于是意境和思路便豁然开朗，就有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一句。
余光中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紫金山风光、夫子庙雅韵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抗战中辗转于重庆读书，嘉陵江水、巴山野风又一次将他浸润。“我庆幸自己在离开大陆时已经21岁。我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教育，也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熏陶，中华文化已植根于心中。”余光中说，“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并为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说：“给《乡愁四韵》和《乡愁》谱曲的音乐家不下半打，80多岁的王洛宾谱曲后曾自己边舞边唱，十分感人。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1992年，余光中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谈到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从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我大陆之行的心情相当复杂，恍若梦中，我在北京登长城、游故宫，被两岸同胞的亲情所感染，写了不少诗作，尽情抒解怀乡之愁，因为原来并未到过北京，所以首次回大陆，乡愁并没有一种很对应的感觉和体验。”
自此以后，余光中往返大陆七八次，他回到了福建家乡，到了南京、湖南等地，在南京寻访金陵大学故地，在武汉遍闻满山丹桂，探亲访友，与大陆学子对谈，对大陆自然多了一层感知和了解。
他说：“初到大陆，所见所闻，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也看到洞庭湖变小了，苏州的小桥流水被污染了，这些让我也产生些许失望。但此后去大陆多次，那里的变化之快让我惊异和兴奋。”在四川，作家流沙河赠他一把折扇，问他是否乐不思蜀，他挥毫题字：思蜀而不乐。翰墨间仍飘出了淡淡的乡愁。
他说：“玄武湖，紫金山都变了，但大学原来的校舍我还能认得出来。我接触了许多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都不错。尤其是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建设，魄力很大，又很踏实。”
余光中说，在大陆的游历也使他越来越发现，他的乡愁是对中华民族的眷恋与深情。“我后来在台湾写了很多诗，一会儿写李广、王昭君，一会儿写屈原、李白，一会儿写荆轲刺秦、夸父逐日。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我深厚‘中国情结’的表现。”
他说：“我在大陆大学演讲时朗诵我的诗《民歌》，‘传说北方有的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才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在场的学生和我一同应和，慷慨激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
抗战时期，余光中随母亲逃出南京，日军在后面追赶，他们幸得脱险，后来辗转越南到了重庆。日军大肆轰炸重庆时，上千同胞受难，余光中幸好躲在重庆郊区。谈起这些浩劫，余光中说：“这些都激发起我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那时候，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豪情，只要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万里长城万里长’，都会不禁泪流满面。前几年在东北访问时，青年时的歌谣仍萦绕着我。于是写下了‘关外的长风吹着海外的白发，飘飘，像路边千里的白杨’的诗句。”
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但他仍以“蓝墨水的上游是黄河”来表明他的文化传承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尽管他在美国上过学，诗文中也受一些西方东西的影响，但不变的是中国文化的遗韵和对中华民族的怀思。他的作品深受《诗经》的影响，也学习过臧克家、徐志摩、郭沫若、钱钟书的作品。他说：“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
余光中曾在文章中写道：“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他说：“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
他说，中国文化对所有的“龙族”都有着无法摆脱和割舍的影响。谈到台湾一些人企图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他说：“吃饭要用筷子，过端午节，过中秋节，能改得掉吗?大家所信仰的妈祖，不也是从大陆来的?余秋雨等大陆文化学者到台湾演讲引起轰动，不都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传的?”
余光中的妻子是他的表妹，江苏人，有着女性知识分子的韵味和气息。重庆时期，两人青梅竹马。他们至今都保留着一个特色，那就是在家的时候讲四川话。有次余光中到四川大学演讲，他征求校方，既然到了四川，是否就用四川话演讲，后来校方告诉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就用普通话吧”，余光中因此没能有机会显示他讲四川话的才能。
从香港返台后，余光中为躲避繁琐的事务和各种交际，一直定居在高雄，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尽管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幽默健谈，不失赤子之心。他每天坚持工作，上课、创作、编书，乐此不疲。他的近作不时被大陆报刊转载，一些大陆出版社要出他的作品集，他便不辞辛苦亲自校对。
“国立中山大学”环境优美，紧邻寿山风景区，南边是世界排名第四的货运港口高雄港，正西是西子湾，他的办公室就在面海的半山腰。余光中面海低语：“在台北时办公室也靠海，不过是靠着台湾东海岸，我看着太平洋有什么意思，看美国有什么意思。这也许是天意，现在我凭窗而立，便可直视海峡西面，尽管身在台湾，我可以眺望对面的香港，可以一生守望着我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