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童话》
一步跨进北欧，立即天高地阔。
我们从德国进入丹麦，地缘相邻，天象殊异。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就连农家门外的灌木矮墙，也已冻成与泥土同色。因此，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我与丹麦算得上“长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凉季节，这儿竟然一再地成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点不错，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唯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留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漫漫长夜 我们车队进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点半，天已黑了。当地朋友说，到明天早晨八点，它才亮。
终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长夜。
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尤其在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短暂的白天减少了粗浅型劳动的有效时间，却不会减少一个国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人们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发，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因此越积越厚，越焖越稠，造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倾向，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因习以为常而渐渐减弱。
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
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家里灾祸不断，自己体质很差。为从地狱解脱他选择了神学，而选择神学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悼念爱情的纪念碑。克尔恺郭尔的这一切行止，都与这个城市有关。
更重要的当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审美阶段，二为道德阶段，三为宗教阶段。由浅入深，层层否定，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
其实他所说的审美阶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性阶段，即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阶段。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行为完美、无瑕可击，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一种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不怕舆论压力，挣脱尘世网络，漠然道德评判，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
在我看来，克尔恺郭尔在理论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对于他认为最高境界的第三阶段的描绘，而在于他对第一、第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的揭露。其实所谓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学家反复论述过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只不过他把它们引伸到了人生，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方哲学家早就指出过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贴合到人生过程中来具体阐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两种人生状态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说的宗教阶段，实际上只是为从那两种人生状态中奔逃出来的人指出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应该没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却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腾出这么一块空地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样的神学楼宇或哲学楼宇。
比这一点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克尔恺郭尔指出了人们在这三个阶段面前的“可选择状态”。三个阶段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渐进，它只供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一个人因选择的差异而跳跃性地进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间距离，可以判若天壤。不难看出，他的这种主张，已经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总要把克尔恺郭尔尊为前辈，甚至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
可惜，当他还活在哥本哈根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糟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磨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