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我对余秋雨的认识
余秋雨是当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然而以我的迟钝，竟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个人，直到我读了他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中华文明的过去和今天》（节选），他在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中得到了弘扬，其实这种精神也需要受到“法律石”的一一评判，但这样的评判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法制意识一直稀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喜欢通过司法起诉，而更喜欢逐级上访，就是一例，这是古代“拦轿告状”的现代版，与法治背道而驰，而我们又总是纵容这种行为。其实，矮化法制就是矮化现代文明。”
这段话甚至被一家地方报纸断章取义地作为“看点”摘录发表，可见在一些人看来它是多么地中听。
但是这话让我很不舒服——或许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关系。我不知道，假如我们不“纵容”（这个词用得特别好）上访行为，所有的争端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那么，在当前的体制和机制下，司法能不能确保公正，为公民方便快捷地解决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能不能承担得起高昂的各种颜色的诉讼费用？《宪法》和《信访条例》都没有禁止公民上访，《宪法》第二章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余教授是不是认为这些规定有碍于强化法制？
有一次县纪委统一组织观看电影《信天游》，里面有两个给人印象很深的信访案件。这个电影根据报告文学《根本利益》改编，片中的'主人公杨雨露是以山西省运城县纪委副书记梁雨露为原型塑造的。
其中一例，是一位农妇连续上访36年的案件，起因是她自己的宅基地被村支书非法强夺。这个案件本来事实很清楚，经过各级法院多次判决归还，经过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领导多次批示立即归还，但最后都成了一纸空文。原因很简单，这个村支书家族有势力，在上上下下都有顶用的人。最后判决书、批示，转来转去，都落实到村里解决。村支书退位了，村支书的儿子继任党支部书记，以至于案子一拖三十六年。
另一例，是一位老汉三年上访三百次的案件，起因是老汉的儿子在一次煤矿事故中遇难，获赔偿金1.7万元。而他的儿媳勾结法院法警，伪造法院判决书，强夺了这笔卖命钱。老汉靠乞讨上访三百次，但县里没人敢碰这个案子，原因是这个法警有靠山。有一次法院院长找他谈话，对他说：你们花活人的钱就已经够多了，还好意思花死人的钱？法警回答说：院长啊，你是不知道啊，死人的钱好花啊！
当然，这两个案子都被“人民青天”杨雨露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掉了，但我以为他除了靠法制，更多地还是靠良心，靠同情心，靠他坚守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靠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在*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对于老百姓的上访行为，是不是还是应该继续地“纵容”？对于应该得到的公正但是“法制”没有给予的公正，让老百姓访一访，没准哪天会碰上青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