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简介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教授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 ，是余秋雨通过对国内外的文化进行考察和思考，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而撰写的系列散文集。这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
此书透过中国大陆的自然景物，写这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纠结，是一本有关中国美学的书，深入浅出，用这样干净漂亮的白话文字，来描述中国深沉的文化，以及纾发自我的情感。在《文化苦旅》中，作者游历中国各地，追寻古人足迹，体会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程，这些文章，是游记，也是中国文化史。
此书中有提到的景点有很多，每一个景点都带给余秋雨不同的感触和震撼。触碰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见证自己国家一路走来深刻的历史痕迹。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为了奠定艺术真实的基础，从多个层面截取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论是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万里河川，无一不可入题。在《阳关雪》、《道士塔》中，描写了漠漠黄沙弥漫下，黄河文明的兴衰，从寂寥旷远中，将积淀千年的历史进行了真实的还原；《白发苏州》和《江南小镇》等，展示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典雅柔媚的文化底蕴，淋漓尽致的展现了江南文化的那种婉约和清新，同时将世态人情演绎得形神兼具。有对西湖、阳关、柳侯祠、莫高窟的生动描述，有对王安石、李白、苏东坡、柳宗元等书卷气息浓郁的文人墨客的敬仰；甚或还有江南名妓苏小小、“亦仙亦妖”的白娘子、遁入空门的李叔同等等，纵观《文化苦旅》，尽管纷纭丛生，但余秋雨却能出神入化，将万千物象信手拈来，栩栩如生的付诸于笔端，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一章中，曾有着一大段描写“五四”文化史的文字，将文人、文化和历史，三者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描写的淋漓尽致。按理说作者非常擅长写文化史论，而要操作散文的“厚重”，这并非难事，但真正将“厚重”拿捏的恰到好处，而不是用枯燥和严密的考证，将文学的灵性和飘逸淹没，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难得的。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将沉郁古风和空灵笔法有机的糅合为一个整体，让历史人物起死回生，赋予山水风物以灵性。《夜航船》中，有着恢弘壮阔的意识流程，从明朝张岱的《夜航船》联想到现实中的夜航船，最后又联想到故乡山腰破庙木鱼声，由笃笃声掀起的“思想狂澜”，想起回乡光耀门庭的暴发户、乘船外出谋生的山民、渐渐气派的船老大，继而切入张岱《夜航船序》的逸事，再巧妙的将“夜航船文化”切入，最后一一引入丰子恺、周作人、鲁迅等几位上了“吾乡”文化夜航船的文学大师，终篇是由祖母关于笃笃声的争论贯穿，笔锋轻灵老道、于浮光掠影中蕴含着诸多的深邃沉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堪称当代文学的艺术瑰宝，他从史学家和文人的角度出发，深刻探究社会问题，挖掘文人人格、观察文化走向、透析社会现象。这部文学著作，充分的展现了余秋雨深刻的文化感悟力、深厚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他凭借着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寄情于山水风物，深刻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人生的真谛和文化灵魂孜孜以求的探索。
从以上角度分析，《文化苦旅》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尝试。也许，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文化苦旅》还称不上是问鼎之作，但它的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中国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并提供了恢弘壮阔的生存空间。
余秋雨创作特色
恢复理性精神、弘扬理性精神是新时期余秋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余秋雨的系列文化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就是在继承传统散文“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张扬起理性的大旗，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姿态直指未来，从而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心理认同和回应，成为余秋雨笔下“精神道场”的基础。比如，《山居笔记》中借着“散文表述”的载体，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回到了文字叙述的空间；《十万进士》是体现余秋雨散文中理性精神的典型之作，在书中，余秋雨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给予了富于创见的文化新结论。崭新的叙述和文化认同，加上余秋雨将一种学精神的融入其中，这种富于激情的理性精神就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张力[85]。
传统汰选
余秋雨认为，民族文化的伟大精髓在于它的凝聚力，余秋雨的散文处处显示着对这种凝聚力的追询。比如，《乡关何处》一篇从古人充满宇宙意识的超验之问起笔，落脚在散文的抒情主体对故乡一人生归途的`探询。那个既遥远又切近，既身在其中而又无法完全进入的“乡关”。对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包容性、多样性，余秋雨也给予了关注。余秋雨认为真正富有活力的文化尤其是学术文化往往是非官方性的。中国的学术文化，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发展，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文化产生于官方以外，官方先是压抑摧残，既而认识到其“实用价值”，便取来为己用，但不久便使其僵化乃至断气，只好再由其他官方的学术文化补充养分甚至取而代之，中国文化的这种运作机理给传统文人以中国式的悲剧定位，朱嘉及其学生之死便是典型的例子，但这也正给传统文人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和广阔的历史舞台，并由此建构起他们真正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正是通过对朱熹类型传统文人的赞扬，肯定了这一具有人类整遍意义的文化命运机理[85]。
人格重塑
在余秋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是传统文人的品格，而传统文化的品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集结。在这个集结中，传统文人首先是作为知识集团所操纵的棋盘中的一粒粒棋子出现的。比如，《十万进士》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科举时代文人的既定命运，但更为重要的是造就附庸人格的并不是附庸人格的实质。科举制度的文化本质是要求士子与统治者以“道”相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本质, 科举制度才能除附带造就一批屈服于“正统”的平庸官僚之外，更造就了一批以“道统”自任的文化名人。可惜的是，以“道统”自任的传统文化人往往不能与统治者的“道”相结合，成为统治者的“弃子”，由“弃子”而产生了中国独特的贬官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最常见也是最好的表现形式，传统文人的文化生命因贬官而受到了猛烈的挤压，由挤压而得到生命的激扬。在被贬的处境中，传统文人才能摆脱喧器与虚浮的生命状态，“才能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略，与自我对话”，以探讨生命的底蕴。余秋雨的散文如《十万进士》《苏东坡突围》[93]《西湖梦》《柳仗柯》《流放者的土地》等以理性展示了传统文人由入仕而平庸的无奈和想象，照见了官格与文格的严重背离，同时也深情歌颂了那些因遭贬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价值的文化名人。这种对传统文化人格的观照为当代文人走出迷乱的困境、实现人格的重构提供了范例[85]。
珍视文明
余秋雨认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蛮之后达到的境界，是对前者的摆脱，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在重复上演这个过程，总体的人类大发展也是，*现代化的今天，中国人还是在于愚昧和野蛮作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正体现出文明的珍贵性。余秋雨认为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文化需要公开、透明、传播、共享、沟通、化解，文化要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够克服障碍，只要能够跨越障碍的文化才能够像生命一样延续下去，才能够形成文明，余秋雨散文是通过深深思考后形成的喟叹，是对文化的尊重，对文明的向往，期待和呼喊[86]。
忧患意识
余秋雨散文透露出的对文化的反思和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质，余秋雨具有文人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鲜明地体现在文章当中，在面对民族文化在多元冲击时的这种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更为明显，对文化的反思是余秋雨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讨的主题，因此，余秋雨的散文多关于历史的探寻、访古寻古，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古文化深刻思考，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蕴含了文化内涵和思想力度。余秋雨在散文中强调文化的产生发展创新都需要进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进步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繁衍[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