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独特的。她没有被裹挟进时代宏大的叙事潮流中，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创作姿态，通过对人的世俗生存的日常叙事，透露出对浮世苍生的悲悯。苍凉的现代意识是张爱玲小说一贯的美学风格，也是她深刻思考后对现代文明做出的独特诠释。
一 “真”、“假”世界的迷惘
在《封锁》中，有一段关于翠远的家里人的叙述：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在对翠远家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翠远一家约略属于中产阶级。从翠远家人对生活习惯的取舍来看，他们都在积极努力地使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潮流保持一致。虽然有时由于自身的局限与潮流不合拍(如听不懂交响乐)，但他们还是努力地与潮流亲和，他们的行为准则一切依照社会潮流的价值判断。在对女儿的婚事上，他们认为找一个有钱的女婿远比读书重要，这种看法是十分吻合社会潮流的。叙述者对翠远家人的评价是“她家里都是好人”，可见叙述者批评的眼光也是站在世俗的一方的。然而叙述者又说“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依照正常逻辑，“好”―“真”是不构成对立的，叙述者此时强调“真”，显示他的看法是迥异于世俗立场的，因此，我们听到两个叙述者的声音，隐含作者无疑是站在非世俗立场的，这里出现了“不可靠”的叙述，也就是说，在世俗立场上的叙述者评断的所谓“好人”，其实是和“真人”对立的“虚伪的人”的代名词，这就形成了叙事反讽。
这篇小说写了封锁前(常态)――封锁(非常态)――封锁解除(常态)三个时间段。其实，在每个时间段里，都充斥着“真”―“假”的二元对立。在封锁前、封锁解除的常态时间段里，也就是现实生活世界里，“假”被誉为 “好”，得到社会的肯定，人人都争做“好人”。在封锁期间，也就是脱离开现实世界时，“真”浮出水面，占据上峰，人们的行为与内心开始一致。非封锁期的 “好”转变为“坏”，是人们舍弃的，宗桢开始对他的现实中的妻子不满，甚至要决定与她离婚，可是封锁是短暂的，宗桢、翠远又回到了生活的.常态――现实世界，关于“真”―“假”的判断又颠倒过来。宗桢又成了一个“好人”，他逃离了翠远。这篇小说的隐含作者是站在世俗立场的对立面，给予现实中人无情的嘲讽。
“真”、“假”在两个世界互相颠倒，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常面临的困境。在《金锁记》里，粗俗的曹七巧都在迷惘、凄楚地问自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倾城之恋》中，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白流苏在电话里听到柳原对她爱的表白，第二天，柳原对她的态度又回到原来，流苏恍若做了一个梦，她分辨不清究竟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故事的最后，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可是她也感到困惑、迷茫，“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对“真”、“假”的质疑，无疑给文本增添了更深的内涵，它已不是单纯在讲故事，故事的背后有隐含作者更深的哲学意味的思索。
二 “无爱”的悲凉
张爱玲是悲观的，甚至是虚无的，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孤独，成为她的小说立意构思都离不开的基点。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无爱”便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句法和深层结构。“人与人”是个变数，“无爱”是个常数:《沉香屑・第一炉香》叙述了姑侄、夫妻间的无爱;《茉莉香片》讲述的是父子间的无爱;《倾城之恋》叙述了母女、手足间的无爱;《红玫瑰与白玫瑰》则叙述了异性间的无爱。
张爱玲的小说是环绕“无爱”中心的理性体系，从中可以感到隐含作者的悲凉。在《金锁记》中有这样两句：“一级一级，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这两句前后出现两次，文字稍有变化，含义也不相同。前者是指封建社会及其家长曹七巧制造的黑暗牢狱，曹七巧的存在方式是以毁掉自己的生命及儿女的幸福为代价，她亲手制造了黑暗的牢狱;后者是指长安被母亲强行拖入了那个黑暗的牢狱，断送了她的幸福。这两句是作品的文眼和中心意象，是对这个悲剧的形象概括，广而言之，它又是那个社会和历史的象征。长安耳边萦绕的那首古老的西方民歌《long long ago》弥漫着一种无奈、晦涩、沮丧、凄楚的氛围。“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隐含作者对这无奈生活的绝望弥漫在故事的方方面面。
这种悲凉的色彩表现在文本形式上，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文本，表现为首尾回环，是圆形的，故事结束以后重新回到开始时的状态。如《倾城之恋》结尾与开头相回应：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金锁记》的结束语更加明确地说：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这样的结尾表现着隐含作者的观点，即历史就如同那把咿咿哑哑的胡琴，拉过来拉过去都是同一“调子”，人间的悲剧还在重复。
其实，张爱玲小说中所弥漫的苍凉意味是一种彻骨的悲剧感，是融合了形式和内容的人生荒凉之感。作家之所以喜用“苍凉”、“寂寞”、“荒凉”之类的字眼来形容人生，同身处沦陷区的现实和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协调，更与自身的悲凉处境一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宦，祖母则是晚清汉人官吏中官职最显赫而且权重朝野的中堂大人李鸿章的千金小姐。如此盛极一时的光荣只属于先人。到了她这一代，由于父母关系的恶化以至于最终走向离异，使本来就缺少温暖的家庭更加接近黄昏落日，它们造成了张爱玲心灵上沉重的衰落感。
三 现代的失落
20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危机和焦虑的时代，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张爱玲崛起于上海沦陷时期，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历史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社会心理也处于大转型中，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必然普遍存在的无限的失落感，笼罩着整个社会及个人。“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人们只是感到日常的一切有的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这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影子似的沉落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从30年代起，“国家”、“民族”大历史叙述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成为当时社会的“潮流”。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40年代甚至更远。张爱玲无疑是这股“潮流”之外的，正如柯灵所说：“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在沦陷区的上海，很多作家或者远走上海，或者闭门谢客做起了隐者，隐姓埋名不再发表文章。正是在这文坛低气压的时代，张爱玲却在文坛迅速窜红。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时代的漠视，对政治的疏离。如在《封锁》中：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
这个“兵”既非敌人，也非战士，没有感情色彩，没有主观倾向，上海沦陷的事实只是作为一个人生存、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张爱玲曾说，“沦陷对于我只是物价的升动而已”。
张爱玲曾说自己是自私的，相对于“国家”、“民族”、“集体”这类观念在她是极其淡薄的，她关注的是自己、个体的存在，主张对个体的尊重。所以，三四十年代动荡的社会带给她的只是更深的悲剧意识。她谈到思想深处的隐秘的忧虑，说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张爱玲没有明指，但是我们分明感受到她内心深处对“时代”、“文明”的困惑、迷茫。
《倾城之恋》是写香港之战中一对普通自私男女的恋爱，香港之战成全了他们的恋爱，因为战争让他们感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张爱玲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烬余录》中细致地写到战争给人带来的精神压抑和恐慌，许多人为此而匆匆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
香港之战是日伪侵华战争，张爱玲关注的着眼点却不在这儿，她感受强烈的是战争、动荡的时代对个体的人的生存的影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悲观、落寞、孤独和对文明的困惑。在《倾城之恋》中，有两处提到“文明”：一处是白流苏抵达香港后，柳原看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另一处是在香港之战发生后，“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 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地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 “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提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张爱玲第一次清晰地描写出她对文明毁灭的体验与想象。在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背景下，香港之战实在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可是这个小插曲，已经证明了文明的部分毁灭的过程。战争给予张爱玲更透彻的感受是：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对张爱玲来说，香港之战过后，她突然体会到时间已然终止，文明的根基已然毁坏，未来是什么样，已经难以把握，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炮火的烬余。在这里有着宿命般的彻悟之感。张爱玲所谓的“苍凉”，是彻底的悲观主义，她不同于20世纪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她不再具有像他们那样的对进步、文明、未来寄予希望。张爱玲的态度更加现代。
张爱玲的现实的悲观态度实际上有两点是应该被注意到的：其一，她观察的对象是整个“文明”，已不仅止于眼前的 “现实”，而是“历史”、“一切时代”;其二，在所谓悲观态度的另一面，是对于此岸的、现世的乃至世俗生活的深刻体察和热爱。正如她所说：“我的小说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有的只是些男女间的小事情。”她解释道：“我以为人在爱恋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里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也就是说，张爱玲放弃了“革命”、“战争”宏大的历史叙事，专注于“普通人”的“日常琐事”，并以此来映射透视时代的变幻及其对人生存的影响，而这成就了张爱玲的艺术特色。
张爱玲沉醉于个人的小圈子而却没有从中跳出来的欲望，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苍凉”也是有识度的，更多地是一种个人化的哀叹伤婉，从而使其作品表现出来的苍凉显得无助柔弱，抹上了一层颓废消极的色彩。我们必须看到，张爱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走上文坛的，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张爱玲的创作却没有传达出时代和历史进步的信息，这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