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
在鉴赏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更衣记》的作者—张爱玲。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伦乃满清大官李鸿章之女婿，那么张爱玲也就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就应了中国古人的那句老话：出一个人才起码要三代书香门第。不过最好的是这个“三代书香门第”还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让这个未来的“人才”阅尽人间炎凉，结合了贵族与平民的气质——幸或不幸的是，张爱玲的家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在她祖父张佩纶的晚年，夕阳已经深深笼罩了张家的深宅大院，到了她的父亲，更是家道中落，壮志全无，只知吸食鸦*烟了。她的母亲，一个有着新思想的女性，难以忍受她父亲的堕落，出洋留学，最终与她父亲离异。不过，他们还都来得及给自己的女儿传授中西文化的影响：父亲，这位熟悉中国古典诗文和外国文学的封建遗少，对她在中文学习上有过严厉的催促；而母亲，这位新型的女性，从张爱玲的童年起，便以西洋的艺术、绘画、音乐、文学给以深深的熏陶。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培养了她早熟的文学才情。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改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由此张爱玲的《更衣记》诞生了。
张爱玲是出了名的爱用衣服来炫耀自己的人，她曾说过，爱逛街，尤其爱在巨大的橱窗前驻足而流连忘返。我也曾在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见识过，其中写到葛薇龙在姑妈家里试衣服，用音乐把各种衣服的质感写得活灵活现：“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逗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张爱玲俨然就是一位研究服饰的专家。但她比服饰研究专家还要强的地方是自己本来就是一位穿衣的先锋派，敢为人先，使她对衣服有了更为亲密的体验。
文章的1—2段记叙了由晒衣服引起对服装的回忆，3—13段写了清代服饰的变化，14—24段介绍了民国时期的服装特点。乍一看，还以为《更衣记》是一部服装小史，那她为什么不取名《近代服装小史》，我认为这主要是“更衣”与个体有关，是日常的人人都得为之的小事，符合张爱玲关注日常世俗一面的性格。而一旦取名服饰小史之类，研究的性质加强了，反而成为研究者的煌煌大著，失去了灵性趣味，生活意味也随之淡化了，这是张爱玲所不喜欢的'。所以，感性地穿衣，感性地写自己对于衣服的感性与分析，才是张爱玲所需要与追求的。张爱玲的《更衣记》记载的是她自己对于穿衣的感觉史，由此来看服饰的变迁，恐怕比读大部头的服饰史之类还要亲切与过瘾。但在写作中，张爱玲更重视身体的感觉，然后才写出衣服的特性。与身体有关的体验远比与服饰有关的分析更精彩，因为有了身体，当然也就有了服饰，正是身体的变迁，引发了服饰的变迁。
张爱玲的《更衣记》通过写服装来反映社会现实，“清代服饰没有什么时装可言，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虚写服饰的一成不变，实写社会的迂腐，缺乏生机，以及等级制度的森严，思想的禁锢。“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着装要点”，总是无所事事的中国有闲阶级一贯保持这样的态度：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道理，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浪费精力。“元宝领产生”社会故有规律被打破，动荡激烈，处于无均衡状态，各趋极端。
张爱玲的《更衣记》是从女人的视角写出了服饰的变化及其所蕴含的意义。比如在谈到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时，她显然不满，暗暗地向女性们传递一个看法，意在激活她们的潜意识，“丈夫如衣服”才是女人努力追求的。为此她还引用了英国作家萧伯纳的话加以佐证，萧伯纳说，多数女人选丈夫远没有选衣服那样慎重，张爱玲补充到，任何一位女子说起她的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时，也是一往情深的。这一往情深不用在丈夫身上，恐怕就说明了女子的爱衣服，有时候是胜过爱丈夫的。
还有一种是比较的眼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与现代巴黎的服装，都在张爱玲的论述中。说到巴黎时装的世界影响，张爱玲认为那是受几个时装公司控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实业计划，反到不如在中国，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造成一种势力与洪流，裁缝们跟着走，最能体现民意。这里的张爱玲又回到了尊重世俗的层面，一切来自底层的、小市民的兴趣爱好，她都有接受的心理准备。
在张爱玲的笔下，女子时装始终与政治时事相关联，“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地着下额，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女子的服装的改变始终跑那个与时政变化相连，反映女性从服饰到身体，从身体到生存和自由，始终处于男权目光的审视下，处于被鉴赏与被监管的的地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张爱玲抨击那样的社会，为女性呐喊。
细细地看，张爱玲的上述一段话包含的经验多多，她喜欢时装，时装有猎奇追艳的效果，可张爱玲并非一味地喜欢时装，只有表现了活泼精神的，她才喜欢。民国初年，时装上也显出了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所以，她在记述中不忘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应该的。因此，尽管一个人在其他的活动领域失败，将剩余的精力投入时装的创造中，也未必创造了精神的品味与个性的风采。当然，对张爱玲的这段话也要两面看，一方面，张爱玲这样说时，是身处时代的混乱中，正如她写道，“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舶来品不分皂白的被接受，可见一斑……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西方的思想涌入中国，人们全盘接受，表面上似乎与国际接轨，崇洋媚外，骨子里恪守着中国传统。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看不到时代的清平，也看不到时装创造上的起色，才有这样悲观的论点。若放置在今天，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人的个性追求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并成为风气，此时，将剩余的精力投入服装的创造，巴黎的时装周也就周周炫奇斗艳了，也绝不会再有人大惊小怪了。但即使如此，张爱玲提出的服装要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仍然是服装设计者必须坚持的原则。
至于张爱玲强调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那是因为我们不仅选择了自己穿什么衣服，这受自己的性格制约，而一旦穿上了这样的衣服，我们的身体也许会受到这样衣服的制约，久而久之，从衣服上发布的信息，就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身体，再由我们的身体浸入我们的灵魂，我们就与衣服合而为一了。我们受衣服的影响，我们即衣服，衣服即我们；衣服成为我们，我们成为衣服。张爱玲力图从不同时期服饰的特点写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服装师小，但体现出的却是时代的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