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思潮发展中的抒情命题阅读题及答案
明代文学思潮发展中的抒情命题
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潮发展中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是抒情命题。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除极少数重理而轻情之外，绝大多数都讲抒情，只是此抒情与彼抒情实存差别。这差别，主要是“性其情”与“情其性”。
明王朝初建立时，朱元璋对思想领域实行严厉管制，文学创作倾向的主流是服从于政教的需要，代表人物是宋濂和方孝孺。朱棣大力弘扬程朱理学，此一种文学思想主流，发展至永乐朝达到高峰。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形成的台阁文学思潮，是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王弼说：“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他是指以性制情。他是承认人而有情的，但要约束情，使之不流荡，以达到情之中和。他说，性其情，就能达到情之正。他说的“性”，是人之本然的性，本然之性中有情。王弼的自然之性在程颐这里就成了天生本有的道德之性。性其情，就是以五性约束七情，要求表现情之正。
永乐年间台阁文学作者们的抒情观，就是遵循程朱理学基本观念，以理约束情的很好的例子。杨士奇说：“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金幼孜说：“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他说诗应该得于性情之正，而不是流连光景，风花雪月而已。魏骥更从性情之正进一步明确提出：“唯在发乎性情而归于义理。”
同是表现性情之正，活动于宣德、正统间的薛蠧，追求的则是表现平静的道心。他也笃信程朱，认为本然之性就具有仁义礼智信。“正”，是表现无欲之心情。以仁义礼智信五性约束七情，使情归于正；以无欲的本然之性约束情，表现情之真，都是以理制情，对抒情有所节制，有所限定。虽然他们用以制约感情的“理”有所不同，但都属于性其情的范围。
另一种之抒情观，是情其性。情其性，是情摆脱理的束缚，任其自由发抒。嘉靖末年，徐渭的诗书画，都有这种特点。他任由情之所至，随意挥洒，不受任何束缚。隆庆、万历初的一批文人，如王稚登、冯梦祯、屠隆，都属于情非理所能束缚的人，他们反复古，提倡言情，言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开始了明代文学思潮的大转变。冯梦祯论文，以真为宗：“盖超然一本之性情，而自得于规矩之外者也。”屠隆求真，返归本然之性灵。自创作倾向说，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当然是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他于万历二十六年作《牡丹亭记》，因情成梦，因情而死，因情而死可再生：把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便是公安三袁和他们的追随者。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尚，则为“情其性”抒情观之存在环境。
明初的性其情与晚明的情其性，有着明显的区别。此两种抒情观，与社会思潮、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有密切关系。两种抒情观，与文学的发展趋向也关系至大。在两种抒情观之间，有一个不小的灰色地带。如同不同思想的相互渗透一样，这两种抒情观，也相互渗透。人人皆言抒情，种种之抒情，情为何物，缘起与评价，自亦不同。细数起来，似更为复杂，有待于深入研究。
（摘自《文学遗产》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７．下列关于“性其情”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Ａ．“性其情”的文学思潮出现于明初，恰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思想倡导相适应。
Ｂ．主张“性其情”的文人们大多重理而轻情，与后来出现的“情其性”思潮大异其趣。
Ｃ．“性其情”论者皆以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为己任，因而提倡和平温厚的文风。
Ｄ．“性其情”论者都笃信程朱理学，甚至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信。
８．下列对“情其性”的理解，不恰当的一项是
Ａ．情其性，就是摆脱理的束缚，任由情之所至，随意挥洒，徐渭的诗书画，就具有这一特点。
Ｂ．情其性，就是言情求真，张扬个性，表现欲望与性灵，因而必须抛弃关于文学创作的规矩。
Ｃ．汤显祖是“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他的《牡丹亭记》中的人物，既可因情而死，又可因情死而复生。
Ｄ．晚明放纵情欲的社会风尚，为“情其性”抒情观提供了现实存在的土壤，直至公安三袁等人，追随者仍不在少数。
９．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文意的一项是
Ａ．许多台阁文学作者都认为诗歌可以从情感出发，但最后需“得于性情之正”，即归于礼义，其抒情观是以性制情的极好例子。
Ｂ．“性”“情”“理”是“性其情”的重要概念，他们对“性”和“情”的解说彼此一致，对“理”的理解却有所不同。
Ｃ．“情其性”和“性其情”的抒情观，都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思潮和个人立身处世态度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发展的趋向。
Ｄ．“情其性”和“性其情”的抒情观之间存在颇为广阔的灰色地带，二者相互渗透；对情的缘起和评价也有诸多不同。
参考答案：
７．Ａ（Ｂ错在“大多重理而轻情”，这类人物只是“极少数”；Ｃ“以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为己任”是台阁文学思潮，且前后不构成必然因果关系；Ｄ错在“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义礼智信”，原文第四段只是说“本然之性就具有仁义礼智信”。）
８．Ｂ（“抛弃关于文学创作的约束规矩”，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据。）
９．Ｂ（“性其情”的主要论者，如王弼、程颐、薛蠧，他们对“性”的理解也存在较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