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人生哲理分析
导语：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以下是关于宋词中的人生哲理分析，内容如下，欢迎大家阅读。
宋代词苑，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它是词人们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一枝奇葩是词人以澄澈智慧的心灵，营造爱惜生命、养护生命的闲适，以解脱因现实的窘迫而造成的精神上的诸多困扰，赢得身心的宁静。这体现了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的一种功能。以下分三个方面来谈。
一、化解人生短促的烦恼
人生以百年为期，而真正能活到百岁的人并不多，若把人的生命历程放到宇宙的历史长河中去，那么人的生命更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在如此短促的人生中，怀着对生命的珍惜，有人祈求成仙，有人寻求养生，力求延长生命。数千年来，人们的生命意识一直纠缠于忧患与憧憬之中。抒写人生情感的宋词，也与生命意识紧密联系。很多词人在词中直接表述人生苦短的情绪。如: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 范仲淹《剔银灯》)百年似梦，一身如寄，南北去留皆可。( 李弥逊《永遇乐·初夏独坐西山钓台新亭》)五十劳生，紫髥霜换，白日驹过。( 李弥逊《永遇乐·用前韵呈张仲宗、苏粹中》)连北宋盛时的“太平宰相”晏殊也感叹道: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 《浣溪沙》) ，然而他们面对人生短促的苦痛，能够“谈笑于死生之际”( 苏轼《与李公择》) 。而这种超逸境界的获得犹如登山。
登上山顶固然可“一览众山小”，饱览风光，陶冶情性，但“登山”并非易事，路途是艰辛的，很可能颓丧而止。试读钱惟演( 962 －1034) 的《木兰花》: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宋释文莹随笔《湘山野录》卷上载: “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 ‘城上风光莺语乱( 略) 。’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 ‘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可见这首词乃是叹老伤怀之作。钱惟演为五代时吴越王钱俶的儿子，幼年随降父归宋，于真宗朝为翰林学士，仁宗朝拜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权倾一时，后因涉及宫廷矛盾被贬官。此词即景佑元年( 1034) 词人谪居汉东作。人到晚年更加觉得青春的可贵，但想要追回逝去的年少时光已不可能，“鸾鉴朱颜惊暗换”是老年人对青春飞逝所产生的人生体验。面对生生不息的绿杨芳草，不免产生“衰晚”的情怀，伤春流泪，借酒浇愁。词人未能登顶，不久便郁郁告别人世。
张先( 990 － 1078) 词则与此相反，词中虽有人生短促的忧伤，但终于登上山顶，享受了无限风光。看他于庆历三年( 1043) 所作的《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词人“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病中只能在家饮酒听曲，感叹“送春春去几时回”( 时词人年已五十三) ，美好的往事已经逝去，不免流露出了“临晚镜”、“伤流景”的人生忧思。但词人并未一味沉浸在惜春伤春的忧伤之中，他悟到如此短暂的人生，理应好好享受。于是沉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 黄昏时，池边沙地上成双成对的禽鸟栖息，不久，月亮透过云层，映照花儿，在微风中婆娑弄影。他又从家的温暖中寻求: 天晚风起，关上门窗，垂下帘幕，家人团聚一室，多么温馨! 词人更由室外的“风不定”推想到“明日落红应满径”，反衬自己的闲适安逸。张先将此词引为平生得意之作。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词话》云: “有客谓子野( 先) 曰: ‘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 ‘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 ‘云破月来花弄影’; ‘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 ‘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又引《遁斋闲览》云: “张子野( 张先) 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 宋祁) 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 ‘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后呼曰: ‘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耶? ＇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由此可见乐观的词人不会对着落花和流影垂泪，反而从美丽的自然风光里获得怡情养性的享受。
面对“人生短暂”的自然规律，宋代词人们热爱自然、享受亲情、看淡世间的得失成败，快乐地生活着。他们宴游、交友、赏花……这些闲适生活丰富而生动的写在词中，如: “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惜清欢。又何妨、沈醉玉尊前。”( 晏殊《拂霓裳》)“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苏轼《行香子·述怀》“月在碧虚中住，人向乱荷中去。花气杂风凉，满船香。”( 张鎡《昭君怨·园池夜泛》) 这些寄情园池山水与沉迷宴饮的词章，从表象上看只是描写宋代词人的娱乐生活，而其思想底蕴实为摆脱外界的压力和追求身心的自由。面对人生短促的恐惧，宋代词人表达顺应自然，超脱生死束缚的思想往往形诸词作。
二、挣脱功名富贵的束缚
老子主张“至虚静”、“守静笃”，全性保真而不为物所累。庄子追求摆脱名誉、利益等尘俗的干扰，达到超脱善恶、是非、美丑的自在逍遥的境界。庄子视世俗的'功名富贵犹如“骈拇”，是人体多余的东西。功名富贵得失应该顺其自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否则便成了残生伤性之物。这种思想对宋代词人有影响，宋词中有许多词作表现了词人对于功名富贵束缚的挣脱。
且看柳永《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于是，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留连坊曲。柳永被黜的遭遇，词论家多评说因为柳永作词过于粗俗艳丽，不合仁宗“儒雅”、“务本理道”的规范。其实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蔑视功名、不满现实的思想触犯了皇帝的权威。柳永怀才不遇，无所顾忌地出入于歌楼酒馆，“浅斟低唱”“自是白衣卿相”。这种功名利禄得失顺其自然的心态，表现了旷放自适的精神。
又如刘述《家山好》:
挂冠归去旧烟萝。闲身健，养天和。功名富贵非由我，莫贪他。这歧路、足风波。 水晶宫里家山好，物外胜游多。晴溪短棹，时时醉唱里棱罗。天公奈我何。
刘述于仁宗景佑元年( 1034) 中进士，官为御史台主簿。英宗治平元年( 1064) 又改官荆湖北路转运使、降知睦州。神宗时为侍御史知杂事。熙宁三年( 1070) 与钱琦等上疏弹劾王安石，出知江州。《宋史·刘述传》云: “( 王) 安石欲置之狱，( 司马) 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卒，年七十二。”
由此可知，刘述仕途坎坷，不免对官场有厌倦之感。据释文莹《湘山野录》所云: “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东吴端清之士也。方强仕之际，已恬于进，撰一曲以见志，曰: ‘挂冠归去旧烟萝( 略) 。’”
《家山好》这首词是刘述庆历元年( 1041) 作，正是刘述盛年时，此时正在仕途而已经心想归隐闲逸。他希望辞官归去，重寻故乡烟萝，功名富贵乃身外之物，宦海沉浮风波多多，只求心闲身健，颐养天和。他甚至想象归隐后的乐趣，在家乡水晶似的湖面上泛舟、饮酒、唱歌，一无牵挂，“天公奈我何”。词人向往自由自在、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这样的愿望一直到晚年提举崇禧观后才实现。
再如晁补之《摸鱼儿·东皋寓居》曰: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覰。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为元丰二年进士，历仕秘书省正字、校书郎 、礼部郎中及地方官职，曾两度被贬。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词人晚年闲居金乡，置买田产，修葺亭园，过着闲适的隐逸生活。上阕写退居后享受的闲居乐趣和摆脱名缰利锁后的自在自得。下阕是追悔当年儒冠误身，荒芜瓜圃，光阴似箭，人生短促，即使像班超那样立功边塞，封侯万里，归来亦已鬓发斑白。这表现出词人对于功名利禄的漠视和隐居田园的乐趣。
苏轼是词坛巨擘。他对人生的超脱和对功名利禄的看淡，可为文人的典范。元丰五年( 1082) 他于黄州作《满庭芳》: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 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涨。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元代陈秀明《东坡诗话录》载《玉林词选》云: “东坡《满庭芳》词一阕，碑刻遍传海内，使功名兢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人如能立于无穷宇宙去俯视两国间争城夺地的场面，岂不像立于路旁观蜗牛两触角相斗吗? 芸芸众生何必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忙劳一辈子呢。人生有限，还不如在清风皓月、云幕高涨、苔茵绿展的美好时光，高歌一曲《满庭芳》。身不由己的苏轼，努力摆脱是非心、挣脱名利网，让心灵舒放。这也是他能够承受仕途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而不倒的原因。
张孝祥，高宗绍兴二十四年( 1154) 进士第一。他上疏言岳飞冤狱，得罪秦桧，加之积极主战，所以，虽为状元，仕途坎坷。面对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众多的不平，词人以何种态度处之? 其《西江月·题溧阳三塔寺》云:
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这首词题于江苏溧阳三塔寺寒光亭柱上。词人重访三塔湖，观赏优美的自然景象，怡然自乐。“吹”字和“拂”字极有情致，东风吹船似解人意，杨柳拂面饱含深情，词人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自然景物如此亲切可爱，是因为“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词人对世事俗务、功名富贵看淡了，怀着平和中正的“悠然”心情，更觉得自然景物可亲、可爱。“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词人就像沙鸥一样，在水天一色的空间自由自在地翱翔，容天地于“此心”。
不以功名富贵为重，就容易获得自由愉悦的心境。“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 《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之“本生”) 古人有重视生命者，不以富贵为重，不钓取虚名来夸耀。不少词人持这样的思想。
三、排除不安心绪的困扰
宋代词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赵宋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采取了权力制衡、文官政府、厚禄养士等政策，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宋型文化”。不少词人往往在政治漩涡中遭遇不测。曾被人构陷诬告而遭贬谪的欧阳修在《朝中措》中曰: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宋史》称他“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之所以能“志气自若”，乃在于他诗酒流连的自足适性，在于他能够使自己不安的心绪趋于淡定。
王安石一生致力于政治改革，曾两次罢相，晚年退居金陵，在府城东门和钟山间构筑了“半山园”，《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便为描写此园的词作。身在园中，心情如《菩萨蛮》云:
数家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阳里。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词人描写其隐居环境的清雅幽静以衬托自足适性的自我，王安石由一位锐意改革的宰相到一位“单衫短帽”的“半山老人”，这其间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并没有使他茫然无措，他“午醉醒来”后听园中黄鹂清脆的鸣叫，悠然生活于半山园中，享受清闲，心安理得。
苏轼因自己的诗文而被罗织罪名，差点丧生于“乌台诗案”。仕途生涯中两次由中枢到地方到被贬，从中原到岭南到海南，迁谪的处境，流离颠沛，生活困顿，但他能安时处顺、乐观旷达。这种心情大量表现在词作中。“乌台诗案”后，苏轼谪居黄州，《黄州安国寺记》中云: “至黄，舍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不可得。一念清净，污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苏轼以“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及“一念清净”为乐，摆脱一己的哀乐之情和世俗的利害之欲，恬淡无为。他作于黄州的《浣溪沙·自适》词曰: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 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 愿为祠社宴春秋。
词人谪居黄州已近四年，觉得归隐蜀中故山已无望，于是化用白居易“此心安处即吾乡”诗意，欲终老黄州。他于元丰七年( 1084) 离开黄州时作《满庭芳》词仍曰: “好在堂前细柳? 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雪堂的一草一木使苏轼留恋不已，他请邻里乡亲帮他照顾好堂前屋后，时常帮他晒晒渔蓑，他似乎还要回雪堂居住。苏轼后来被贬惠州、儋州时都借资造屋，准备长久定居，因为它们都是苏轼心中的家。
贬居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丰收期之一，其贬居黄州时期的词作有《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水龙吟》( 似花还是非花)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念奴娇》( 大江东去)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等，都展示了词人极其超脱的心态。作于元丰五年( 1082) 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人间的绝唱。并不是因为熬过了风雨而骄傲，也不仅是对风雨安之若素，而是一笔勾销，并无风雨。……不管外在的境遇如何变幻，都如云烟过眼，明净透彻的心灵不会被外物所困折，因为无所计较，故而所向无敌。”词人竹杖芒鞋于风雨中吟啸徐行的超脱，真正达到了“则何往而不适我”( 苏轼《江子静字序》)的自足适性境界。
他在惠州时，生活窘困，但他仍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被贬至“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海南岛时，有《谪居三适三首》的自足自适的诗篇，词人呈现了足适、身适、心适三适合一的虚静、自然的状态。苏轼最后一首词《千秋岁·次韵少游》作于海南儋州，其词曰: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苏轼所受的打击迫害是残酷的，但他在瘴风苦雨中依然吟啸徐行，精神高昂、旷然自适: “罪大天能盖”，再大的罪天总能包容，还有啥可怕呢? “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如果自己的政见仍不被采纳，就像孔子所说乘着木船浮海远去。他虽被贬谪而身心仍是自由的，他首先使自己“心安”，继而超脱了名利得失的束缚。此词“是对沉溺于悲哀的门下弟子的教诲，是自己一生的政治气节和人生态度的自白，是贬谪文化中的最强音”，从而达到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而自足适性的“心安”生存哲学，则是使苏轼达其人生至境的关键所在。
再看辛弃疾。他的《西江月·以家事付儿曹，示之》曰: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 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 管竹管山管水。转眼年岁已老，而山河依旧破碎，辛弃疾放情山水，“管竹管山管水”，“宜醉宜游宜睡”，让自己在自足适性中使心灵得以慰安。其《行香子》亦曰: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 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 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生死、名利、富贵在“识破关机”的辛弃疾眼里不过是过眼云烟，他觉得最要紧的是在自足适性中享受身心自由闲适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