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丈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典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 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列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潮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员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那时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
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请华南开去出锋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锋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人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七百五十九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九十二人，全国七区招术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尊事教官白雄这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固。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作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国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
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半生在全囚学术思想人格上努力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 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列。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20xx级新生开学典礼，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的全体师生，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培养你们的父母和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学们，我们所在的这座气势恢宏的体育馆刚刚举行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乒乓球比赛。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了在这个场馆产生的所有奥运会金牌，8月22日和23日两天晚上，三面五星红旗两次在这里同时升起。我相信，所有的同学都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奥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盛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成人礼”。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开始。所以，在这座体育馆里，国事、国校、国球联结在了一起。 同学们也都知道，第一个传递北京奥运圣火的中国人是罗雪娟，她是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而接过最后一棒，点燃主火炬的，是北大法学院的毕业生李宁。此外，参加圣火传递的北大师生和校友还有140多人。
北大与奥运的这些联系，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选择，它充满了象征意义，让我们这些北大人不能不感到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今天，同学们在这个特殊的地点，参加你们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仪式，作为你们的校长，作为这所大学的一个老学生、老教师，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样一些历史的细节：
早在1905年，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举行了中国第一次大学运动会，在当时的总监督文告中说：“造就人才之方，必兼德育体育而后完备”。运动会连续举办了三届，一直持续到1907年。一年后的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运金牌?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三个问题，是那么的沉重。中华民族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 1908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登基，当时的中国人被鄙视为“东亚病夫”，到20xx年，我们成功地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届残奥会。这100年间，中华民族历百劫而重生。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想起《诗经》上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同学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一下北大的校史。北大今年110岁了，她始终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北大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谋求独立解放和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当然，了解历史，更是为了开创美好的未来。胡锦涛在北大110周年校庆前夕曾专程到北大视察，要求北大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造就高素质人才，不断创造一流学术成果，积极培育优良校风。在与师生代表座谈会上，他指出：“北京大学正站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
同学们都还年轻，你们的未来还有无限可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异常深刻的变化，无法想象再过十年、二十年，人类的科学技术会有怎样的进步，全球化会对我们民族的固有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今天困扰着我们的那些难题，会不会找到科学的解决办法?
这一切的.未知，要靠你们去探索。作为你们的校长，此时此刻，我只想给同学们提四点小小的希望：
第一，希望同学们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书，学问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浮，大家要做真学问。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虽然我们无法否认更无力阻止市场经济对大学文化的冲击，各种诱惑无处不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社会上盛行。但是，北大人做学问，必须是做真学问。
蔡元培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说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大家到北大来读书，虽然要考试，要毕业找工作，但我不希望大家来北大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仅仅为出国或者找个好工作，未来无论有多少种选择，但只要是北大的学生，就应该懂得学问的价值所在，就应该努力捍卫科学的尊严。
李大钊先生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感念》一文中说:“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我希望，若干年后，当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们能有这样的开怀与欢呼;更希望，当你们毕业十年、二十年后，你们学到的治学方法、培养的读书习惯、打下的知识基础、养成的“学问家之人格”，依然有助于你们在未来的征途上昂首阔步。
第二、希望同学们做有担当的一代，要吃得了苦，干得了最难、最累、最险的工作。 我们的老校长蒋梦麟先生在谈到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强调思、行合一，他说：“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我们北大人，就是要这样，有思想、有勇气、有担当。 同学们被外国媒体称作是“鸟巢一代”，你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成长，富有爱国心的中国年轻人。我想，“鸟巢一代”，充满了优越感，但更代表了责任与奉献，承载了信任与厚望。
20xx年刚刚过去9个月，我们的国家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这些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的发展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现代化，一定有许多难关，一定需要许多艰苦的努力。同学们，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你们必须做好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准备。
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抱定服务国家民族、造福人类社会的信念，放下一己之私利，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去，做有担当的一代! 第三，希望同学们眼界要宽，无论读书，还是生活，都要看得远一些，想得深一些。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我们中国正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来，崛起大国的年轻人应有大国青年的气度、自信和视野。
我们不应再沉湎于我们曾经对世界做出的贡献，而要着眼于中华民族如何继续不断地为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树立起世界大国的形象。同学们要拓展国际化视野和全球思维，自信地与世界交流和分享，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之中。
第24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俄罗斯运动员伊辛巴耶娃在北京奥运会上说，“只有天空才是我的极限”。心有多宽，天地就有多大。我们有梦想，有追求，更重要的还要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去实现。我希望各位同学要沉下心来，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努力成为国家民族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第四，希望你们学会微笑，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微笑着迎接世界对中国有时是挑剔的目光。
微笑是个简单不过的表情，但对于20xx年的中国人，却并不容易。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深刻的心灵创伤。但在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敬礼男孩”郎峥，看到了“最美的警察”蒋敏，看到了无数有着坚韧生命力和顽强意志的人们，他们擦干了泪水，微笑着，重新站立起来。
今天，在你们当中，就有27位来自四川重灾区的同学，他们有的失去了亲人和朋友，有的家园被毁。我还知道有一位灾区的同学，来自偏僻山区，家庭贫困，他为了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但是生活上的艰辛并没有消磨掉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今天，他就坐在我们当中，面带微笑。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多一些微笑。未来多少挑战，多少艰辛，但我们都一定要笑着面对。 刚刚落幕的北京奥运会上，170万名志愿者的笑脸，是北京最好的名片，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友好、热情、开放和自信，为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我们北大前后共派出了3000多名奥运和残奥会志愿者，还有很多同学参加了城市志愿者和校园安保志愿者的服务工作。同学们以智慧、热情和微笑展现了当代北大学生的风采。温家宝在给北大志愿者同学回信中亲笔写到：“用热情真诚良好的服务，为国家赢得尊严和友谊。”
微笑，是一种能力、一股勇气、一份智慧，也体现出一种包容。同学们，你们代表着北大，代表着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和平发展，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请你们自信地微笑!
希望，就在各位同学的身上。我和北大的老师们真心祝福大家，愿你们在北大度过人生中最美好、最有意义的一段时光，愿你们的前程光明远大，愿你们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