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化石物种证明进化论：始祖鸟半爬行半鸟类
始祖鸟
从表面上看，始祖鸟似乎刚好在恰当的时刻出现从而证实了物种逐步进化的观点。这种远古动物被一些人认为是可以用来证明进化是一个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细微变化过程。很明显，始祖鸟是一种半爬行半鸟类的动物，它似乎恰好是达尔文所期望的那种证据。然而，达尔文在评估这种动物时仍然显得较为谨慎，他并没有把始祖鸟作为自己理论的直接证据，而只是将这种动物作为一个实例。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位坚定追随者。赫胥黎也对这一化石持谨慎态度，虽然赫胥黎也明显赞成如下假设：这种鸟是由较小的、恐龙状动物进化而来。尽管达尔文和赫胥黎心存疑虑，但始祖鸟仍然被广泛承认为最早的鸟类，并在关于鸟类起源的猜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达尔文进化论的批评家经常指出，进化论缺乏化石证据。尽管化石在达尔文进化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关键环节化石证据的缺失也曾令达尔文倍感头疼。在随同“小猎犬”号环球航行过程中，达尔文也曾经在南美搜集了许多奇怪的哺乳动物化石，并思考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达尔文的同事和支持者们在纷纷寻找关于古代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变化的证据，反对者们同时也在论证进化论的正确与否。以下就是能够证明达尔文的由自然选择产生的生命树观点的标准化石物种，这些奇怪的化石物种曾经让科学家们迷惑不解，不过最终也让他们对生命的进化历史有了更清晰地了解。
我国首次发现角龙科恐龙化石
徐星研究员认为，“诸城中国角龙”是北美地区以外发现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角龙化石，它的出现动摇了整个角龙科恐龙分类学和演化关系的基础，模糊了尖角龙和开角龙的分类界限，并且提供了许多关于非角龙科恐龙到角龙科恐龙形态转变的重要信息，填补了角龙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于恐龙生物地理学将产生重大影响。
诸城是中国重要的以大型鸭嘴龙类为代表的晚白垩世恐龙化石产地。已发现恐龙化石点多达30个，分布面积1500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已发现的恐龙属种有10个，包括3种角龙，3种暴龙，2种鸭嘴龙，以及甲龙和虚骨龙等。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曾有过两次大规模恐龙化石科学发掘，发掘出的恐龙化石骨架都是大型鸭嘴龙类，分别被命名为“巨型山东龙”和“巨大诸城龙”。
人类是如何学会说话的?语言起源于鸟鸣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书写《人类起源》时，曾思考人类是如何学会说话的，他写道“鸟类发声在好几个方面为人类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最近的类比。”达尔文认为语言可能起源于鸟鸣，这“可能产生了各种复杂情绪的言语表达。”目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的学者表示达尔文的推测是正确的。
证据表明人类语言是从动物王国里发现的两种交流形式的嫁接：鸟类的鸟鸣声，以及在其他动物种类里发现的更为实用、包含信息的表达方式。“正是这种偶然的结合触发了人类语言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宫川茂(Shigeru Miyagawa)这样说道。
这一观点建立在宫川教授之前研究的总结上，也即人类语言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表达”层，主要涉及句子组织的可变化性，另一个是“词汇”层，这与句子的核心内容有关。他的总结是基于其它语言学家的早期工作，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肯尼斯·黑尔(Kenneth Hale)和塞缪尔·杰·凯泽(Samuel Jay Keyser)。
基于对动物交流的分析，并利用宫川教授的框架，研究作者称鸟类歌唱类似于人类语句的表达层。另一方面，蜜蜂交流式的来回摇摆，或者灵长类动物简短的语音信息，则类似于词汇层。
大约5万至8万年前，人类结合了这两种表达方式形成独一无二的成熟的语言形式。“曾经存在两种先前存在的系统，就像之前是存在苹果和橘子的，只是两者恰好被放在一起。”宫川教授说道。这种现存结构的适应性在自然历史过程中非常普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语言学教授罗伯特·贝里克(Robert Berwick)这样说道。“当一样新事物进化时，它往往是建构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进化史上并不罕见。略微改变陈旧结构就能获得根本性的新功能。”
这篇名为“人类语言层级结构的出现”的新文章是由宫川教授、贝里克教授以及动物交流方面的专家、日本东京大学生物心理学家冈上和生(Kazuo Okanoya)合作撰写的。
考虑到表达层和词汇层之间的差异，我们先来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句子：托德看见了一只秃鹰。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产生这句话的各种变种，例如“托德什么时候看见了一只秃鹰?”这种元素的重新排列发生在表达层，使得我们能够增加复杂性并提出问题。
但词汇层仍保持不变，因为它涉及了同样的核心元素：主体“托德”，动词“看见”以及客体“秃鹰”。鸟类歌唱缺少一种词汇结构。但它们有一种美妙的音乐，这被贝里克称为“整体”结构。整首歌只有一个意思，无论是有关交配、领土占有权还是别的东西。
白腰文鸟(一种小型雀类)的歌唱能够返回之前旋律的某个部分，从而使得歌曲更多变量和更多事物的交流变为可能。夜莺能够歌唱100至200种不同的旋律。相比之下，很多其他类型的动物只有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且没有如此强大的旋律能力。
蜜蜂能够通过视觉交流，利用精确的摇摆向同伴传达食物来源的信息;其它灵长类动物能够发出一系列声音，包含有关捕食者的警告或者其他信息。人类则结合了动物的这些系统。我们能够像蜜蜂或者灵长类动物一样交流重要信息，同时我们也像鸟类一样，具有旋律能力并能够重新结合自身语言的不同部分。正因如此，我们有限的词汇能够产生看似无限多种不同的意义。
研究人员表明，正如达尔文推测的，人类最初是学会如何唱歌，然后才试着将特定的词汇元素结合进这些歌曲里。正如文中所写，鸟类和人类语言的获得在某些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包括人生哪个阶段是学语言的最佳时期，以及大脑哪部分与语言有关。
另一项相似性则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已经退休的著名语言学家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的见解。他观察到“所有人类语言都具有有限种重音模式，有限种节拍模式，在鸟类歌唱中也存在这样有限种节拍模式。”研究人员承认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仅仅是个假设，”贝里克教授说道，“但它能够更清楚的表达达尔文所没有表达清楚的部分，因为现在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更深刻了。”宫川教授教授则表示未来将对其他物种的交流模式进行细节研究。“如果这一切被证实，那么人类语言在自然、在进化史上都是先驱。”蜜蜂、鸟类和其它灵长类动物可以作为进一步科研见解的源泉。
人类语言因结合了自然存在的两个独立系统而显得非常独特，这使得我们能够在有限的系统里产生无限种的语言可能性。“人类语言并非完全自由，它是基于一定的规则。”宫川教授说道。“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么考虑到人类的自然祖先，人类的语言在能与不能方面将受到极大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