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融入乞巧节,民间姑娘信以为真,于是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在牛郎织女“鹊桥会”时,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让自己也能像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也能有个称心如意的美满婚姻,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七夕节。
清代以后,七夕与其他一些传统节日一样,逐渐被人们淡忘。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许多民俗学者与商家也极力复兴七夕,七夕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七夕等传统节日的复兴意义深远,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地继承民族传统美德,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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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习俗之晒书晒衣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有乖乖的遵命回朝。
还有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都会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
而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七夕习俗之种生求子
旧时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磁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称为“五生盆”或“生花盆”。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面乞巧。还用蜡塑各种形象,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之形,放在水上浮游,称之为“水上浮”。又有蜡制的婴儿玩偶,让妇女买回家浮于水土,以为宜子之祥,称为“化生”。
七夕习俗之投针验巧
“投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明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直隶志书》也说,良乡县(今北京西南)“七月七日,妇女乞巧,投针于水,借日影以验工拙,至夜仍乞巧于织女”请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引《宛署杂记》说:“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租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七夕节习俗之喜蛛应巧
这也是较早的一种乞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月七日,各捉蜘蛛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侯。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七月七夕“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宋周密《乾淳岁时记》说;“以小蜘蛛贮合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久”明田汝成《熙朝乐事》说,七夕“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观其结网疏密以为得巧多寡。”由此可见,历代验巧之法不同,南北朝视网之有无、唐视网之稀密,宋视网之圆正,后世多遵唐俗。
七夕习俗之穿针乞巧
《月曼清游图》册·桐荫乞巧
这是最早的乞巧方式,始于汉,流于后世。《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之。”南朝梁宗谋《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外,或以金银愉石为针。”《舆地志》说:“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七夕,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妃嫔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土民之家皆效之。”元陶宗仪《元氏掖庭录》说:“九引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焉。”
七夕节的名称来源
七夕节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追溯由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七夕节的过程,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查经问典,《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葙”的诗句,这是有关牛郎织女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还有一首与织女有关的《周南·汉广》中所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据史料记载,诗中的“汉”即指汉水,又指天汉(银河),“游女”是指汉水女神或织女星神。楚人雄距江汉地区,甚重祠祀“汉之游女”。另外,在楚地民间,常将牵牛星与河鼓三星搞混淆了。南北朝时南阳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注文云:“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而在南阳汉画像石“牛郎织女星座”中,正是以河鼓为牵牛。居“汉水之北”的南阳,素有“枕伏牛而蹬江汉,襟三山而带群湖”之称。战国时,南阳属楚,楚始都于淅川丹阳,是楚文化的发源地,文化积淀深厚。如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是形成牛郎织女传说的重要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