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助产专业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和经济文化发展，我们的孕产妇死亡率近些年在明显下降。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它同样关系重大，从近些年红红火火的月嫂、月子医院可见一斑。然而在一片红火背后，决定孕产妇安危的关键人群——助产士，在我国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
我国助产专业长期定位不清
助产专业作为妇幼保健的重要环节，它的发展好坏关系重大。国际助产联盟主席Frances Day-Stirk介绍说，瑞典学者曾进行大规模人群调查，发现随着受正规教育的助产士介入日益增加，孕产妇的死亡率呈线性下降趋势。这一发现直接引导了瑞典以及多个国家大力发展本国的助产事业。2014年世界助产状况报告指出，受过良好培训的助产士，能够帮助避免大约2/3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她们能够提供全面的性、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
如今，孕产妇死亡率已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各国来说，为孕产妇和新生儿提供高质量照护，发展助产专业都是关键方法。
在论坛上，北京大学护理学院陆虹教授介绍了助产专业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背景。早在1908年，中国就出现了助产士，而且对于助产士的立法经历了从《助产士条例》升级到《助产士法》的过程。当时助产教育是独立的教育模式，并且多以高等教育为主，助产专业规范、完整且清晰。然而，在1979年~2008年，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助产士角色定位不清。助产士既可晋升医师，也能晋升护师，这使得助产士的职责变得很尴尬，晋升医师和护师都受到很大阻碍。个人发展前景不明确，直接限制了助产专业的整体发展，呈现出专业萎缩和退化的趋势。
助产士队伍萎缩技术退化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2008年，对亚洲、非洲和南美洲24个国家开展的研究显示，中国总剖宫产率为46.5%，居24个国家之首。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原副会长庞汝彦教授说，这个“世界第一”引起了我国妇产专业多位学者的反思，我国出现过分医疗干预正常妊娠和分娩，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助产士队伍的萎缩和助产技术的退化，是影响自然分娩的重要因素。如今，随着“二孩”政策的推出，剖宫产带来的潜在风险更加严峻。因此，中国急需推动助产专业的发展。
国家卫生计生委贯彻《2011~2020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实施方案》中特别指出要加强助产士队伍建设，而规范助产教育，提升助产士能力建设，都需要明确的助产士核心胜任力指标来支撑。
那么，助产士应该具有怎样的胜任力，完成哪些职责呢?对于助产士的职能，国际助产士联盟规定：在以妇女为中心的服务中，与妇女结成伙伴并对其负责，提供孕期、产期、产后期护理支持和建议，把分娩服务作为独立职责，助产服务包括预防性评估，促进正常分娩，监测母婴并发症，医疗支持和开展急救评估等。健康咨询教育也是重要工作，包括对妇女，家庭社区的产前产后教育及心理支持、生育卫生教育等。从此定义中可见，助产士不仅能提供正常分娩技术，还提供全方位心理、情感、信息等支持，从而促进自然分娩。
陆虹等对我国助产专业的调查显示，我国助产士不仅数量匮乏，而且核心胜任力普遍较差。目前各医院对助产士的培训，在职培训自成体系，培训内容较为单一，大多侧重于分娩阶段的专科知识和技能，而对于助产相关法律法规，助产服务理念，以及助产士外延角色所涉及的综合知识和技能涉及较少。
庞汝彦认为，助产工作相对于普通护理工作，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助产士需要不断在临床积累经验，才能促进理论知识的深化和实践技能的提高，使核心胜任力逐渐得以发展和完善。因此应根据这一特点，为不同年资的助产士制定出针对性的培训计划，更好地促进助产士的'胜任力培养和职业发展。
合力发展助产专业仍困难重重
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已有不少专家意识到助产专业萎缩的危害，因而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联合国人口基金、教育部等多个单位的联合推动下，终于在去年将助产专业纳入到八所重点医学院校的本科教育中。在此之后协会受国家卫计委委托，组织专家制定了助产士规范化培训基地评审标准，开展基地认定和全国助产适宜技术省级师资培训班。通过规范化培训教材的开发、师资培训、基地建设、招生及培训后的考试试点，初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培训模式，为建立多层次的助产士人才队伍、推动助产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想推动助产专业的发展，庞汝彦教授认为今后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国尚缺乏助产士的注册认证与管理体系、行业法规、规范化教育。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探索建立独立的助产士职称系列，畅通助产士职称晋升渠道，完善助产士培养制度。针对助产士职业特点设计高职高专院校和继续教育课程，扩大招生规模，尝试在医学本科教育中设立助产专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