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就是钟楼，位于西安市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它建于明洪武十七年，最初位于西大街的迎祥观，随着城市中心的东移，到了明神宗万历10年，将钟楼来了个整体拆迁，迁至今址。
钟楼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格，楼高36米，重檐斗拱，华丽庄严。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是正方形，全部用青砖砌成。楼身为正方形木质结构，外面以回廊环绕，里面为二层楼，楼内有木梯盘旋而上。楼内上下两层正方形大厅里，陈列着明代以来各种名贵瓷器及红楠木家具，四面门上布满浮雕画，风格厚朴生动。楼顶为四角攒尖结构，上面覆盖着碧绿色的琉璃瓦，顶端大圆顶高5米，金光闪闪，辉煌灿烂。
钟楼的西北角上陈列着一口明代铁钟，重5吨，钟边铸有八卦图案。它比钟楼早先悬挂的铜钟小得多。钟楼原先悬挂的巨钟是唐代景云年间铸造的"景云钟"。现在这口钟收藏于西安碑林。据说，钟楼从迎祥观迁到今址后，虽然楼的式样大小并没有改变，但景云钟却怎也敲不响了。没有办法，只有另换。为了将景云钟移到新建的钟楼上，当年在西大街西段搭起一座斜桥，利用桥面斜坡把景云钟运到了钟楼上。据说"桥梓口"也因此而得名。
钟楼内西墙上嵌刻有《钟楼歌》和《钟楼记》碑刻。《钟楼歌》是当年修建钟楼的陕西巡抚龚懋贤在解职赴京时登楼所赋。诗中对钟楼做了热情的赞颂。《钟楼记》是督修过钟楼的巡抚张楷所作，详细记述了钟楼的身世。在钟楼的门上有木刻浮雕故事画共64幅，其中有木兰从军、嫦娥奔月、柳毅传书、八仙过海等等。建国后，西安市人民政府又对钟楼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修葺，使这座古建筑又焕发了昔日的风采。
与钟楼遥遥相对的是鼓楼，楼底门洞为南北向，北通北院门，南达西大街。鼓楼建于明洪武十三年，与钟楼是姊妹楼。在鼓楼的第一层北面有一面巨鼓，与钟楼上的晨钟形成暮鼓，所以称为鼓楼。楼体呈长方形，基座的门洞高与宽均为6米，洞深38米。鼓楼建筑为重檐歇山式，琉璃瓦覆顶，重檐三滴水。楼分上、下两层。南北檐下各有一块匾，南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刻书："文武盛地"，北为咸宁县书生李允宽书写"声闻于天"。在鼓楼的外檐都饰有斗拱，四面有回廊。天花板上油漆彩绘云形图案，古色古香，十分美丽。钟鼓楼交相辉映，使古城西安更加美丽壮观。
西安碑林创建于公元1087年，是收藏 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的一座艺术宝库，陈列有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墓志共一千多块。这里碑石如林，故名碑林。
西安碑林内容丰富，它既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又汇集了古代的文献典籍和石刻图案;记述了我国文化发展的部分成就，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因而驰名中外。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人所称的石经，包括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书写的>和公元837年刻成的>。
碑林第一陈列室前是专为陈列>修盖的碑亭。>是碑林最大的石碑，刻于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编篡，专门讲孝道的。前面一部分是李隆基为孝经作的序。
玄宗为孝经写序的目的是表示自己要以“孝”治理天下。后面是孝经原文。小字是玄宗为孝经作的注释。底座由3层石台组成，上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蔓草、狮子花等，是唐中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上面是浮雕卷云瑞兽。此碑由4块石头组成，底下有石台，因而称“石台孝经”。
宝塔山，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现在人们又称宝塔山。宝塔山位于延安城东南方，海拔1135.5米，为周围群山之冠。宝塔山上视野开阔，林木茂盛，山林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夏季平均气温较内低3～4摄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高耸于我们面前的这座古塔，始建于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这座古塔在宋代曾经重修，金、明两代又予以修茸。现存塔高44米，塔基周长36.8米，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宝塔底层壁有南北两个拱门，北门内有阶梯，可缘梯登临塔顶。
明清之际，均称这座塔为 “古塔”。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延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总后方。“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向往的地方，这座古塔也焕发了青春，成为圣地的象征，延安的标志，于是便有了“延安宝塔”之称，古老的“嘉岭山”之名也被 “宝塔士山”所代替。1956年8月6日延安宝塔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明以来，宝塔历经350余年的风雨侵蚀和战火洗礼，到全国解放时，已是弹痕累累，遍体鳞伤。新中国成立后，古塔也获得新生。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政府曾于 1959年和1984年两次拨出专款，对宝塔进行了全面维修。替换了塔体风蚀残砖，填补了弹洞，装设了楼梯，加砌了基座，并在塔尖安装了避雷针，在塔身檐角上环饰了彩灯。
1996年国庆期间，我们拆卸了所有彩灯，在宝塔周围及塔顶层重新安装泛光灯;2001年，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在宝塔山实施了“点亮” 工程，将宝塔和山体按照主题美观的要求安装了各种灯饰，每天晚上开灯2小时，便宝塔山光芒四射。从远处看，金碧辉煌，塔影亭立，景色蔚为壮观。当然，您可以登上这巍巍的宝塔，延安全城将尽收眼底，大可领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滋味。
现在，我们来到了钟亭。在这个钟亭里悬挂的钟是明代的铁制洪钟，为明朝崇侦元年(1628年)铸造。该钟高150厘米，直径160厘米。钟的上部有佛教常用的莲花纹饰，下部有道教常用的八卦纹饰，是佛道合一的标志。这口钟原置于对面的太和山道观，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保安部把它移到这里，作为报警之用。
铁钟音质清宏，余声久绕，可传方圆 30～50公里。1938年11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时，这口钟发出报警的钟声，日机将延安炸成一片废墟，而它却像一名忠诚的'卫士，岿然屹立于宝塔山崖，为保卫延安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全国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复文物遗址中，就将这口铁钟悬挂于原址，供游人参观。
大家向东边看!这座建筑物叫做望寇台，当年范仲淹镇守延安时，为了观察敌情，指挥作战，就在嘉岭山的最高峰修筑此台。此台建于最高峰，到了夜间，星辰逼临，好像伸手可滴，因此人们又称其为摘星楼。原楼已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楼是1987年在原址上重建的。摘星楼周围有一古城寨遗址， 至今仍有残缺的城垣和地洞，为当年指挥作战的工事与堡垒。
沿摘星楼往下，向西延伸的这道土畔，是一段古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直到山下，通过南门与凤凰山的城墙相连。(南门的位置在现在育才小学附近，现在人们仍称“南门坡” 现建材公司、凤凰税务所一带仍存有石砌城墙残垣。)
摘星楼的北面，是一个约400平方米的大平台，这就是东岳庙的遗址。东岳庙始建于宋代，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延安知府王彦奇予以重建。宋、元、明以来，直至民国初年，东岳庙在延安周围很有名气，在佛教界也颇具影响。每年四月二十八日为庙会，据一些健在的老人介绍，20世纪20年代，宝塔山的庙会(东岳庙和鬼王庙)还相当兴盛。由于遭到历次战争的破坏，特别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延安后，东岳庙及宝塔山上的其他建筑物全部被毁。
东北边那个独立的砖砌成的四棱台，是烽火台。烽火台是古代的一种通讯报警设备，如有敌情，夜间点火为号，白天燃烧柴草或狼粪生烟。据说狼粪燃烧时生烟更烈，垂直上升，便于观察，因此有“边关起狼烟之说”。范仲淹镇守延州(今延安)时，曾在那里修有烽火台，是一个黄土夯筑的四棱台。
现 在我们所看到的烽火台是1993年6月至9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台高10.9米，台顶面积103.3平方米，台底面积253.8平方米。这座烽火台的位置选择绝妙，虽不在山巅，但视野十分开阔，登临台上，能看到东、西、南三川的尽头。自然，一旦烽火狼烟起，三川军民皆知。
从烽火台往南，那山腰中的建筑群，是新修的茶社。那里原是嘉岭书院遗址。嘉岭书院，又称范公书院，最初为范仲淹所修。范公镇守延州时，一面筑城修寨，加强军事防备，抵御西夏进犯，一方面大兴学风，修建书院，广召三军学子，进行习文研究，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见识的栋梁之才。
明弘治年 间在其遗址上重建嘉岭书院，当时修有正堂三间，内塑范公像;五经会讲堂三间，供诸子讲经教学之用;院内还植有松柏桃李树千余株，环境幽静，特别优美，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过很好的作用。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又重建。1979年修建茶社时，在书院遗址出土了《嘉岭书院记》石碑一遍，记载清乾隆十六年(1738年)重建事迹。此碑先立于书院遗址外，碑身已断为两截，文字也有所剥落，但大部分仍清晰可见。
在烽火台下，距烽火台高约100米的延河之畔，有一口通河井。该井是范仲淹驻守延州时，特别为嘉岭山的守军供水而修凿的，后人称为范公井。井口呈椭圆形，井深24米，四周以块石围砌。虽历时近千年，井筒完好，被列为延安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宝塔山又一著名的景观——摩崖石刻。该处占地面积2864平方米，该石刻高6～7米，长260米，上面有历代文人墨客的手迹。
其中最著名的是范仲淹手书“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嘉”是美好的意思，“岭”是指山脉。每字高3.68米，宽3.37米。因风雨剥蚀，字迹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凿，后被涂成红色(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刻字的照片)。其南约50米处，还刻有 “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说的是范公用兵如神，也十分珍贵。还有宋代石刻“高山仰止”、“出将入相”、“先忧后乐”、“重岗叠翠”、“云生幽外”、“嘉岭胜境称第一”、“泰山北斗”、“一韩一范”等刻字。摩崖石刻还包括近代伟人名人手迹百余幅，供游人欣赏品味。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 (989-1052年)，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其先世为彬州(今陕西彬县)人，后徙家江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1040年，宋王朝任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自请到延州，抵延州后，开始对延州地区的城防进行全面的整修和加固，其中就包括对嘉岭山的整修。当时，范仲淹把嘉岭山作为守备延州的重要阵地和指挥中心，因而予以精心修筑。以上介绍的望寇台、烽火台、范公井等就是其遗迹。范仲淹抵达延州后，励精图治，竭力医治战争的创伤，使得延州一线军心、民心大为振奋，实力也得到加强。于是夏人相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小可欺也。”
范仲淹在延州戍边只有近一年时间，但其建树颇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选贤任能，并在军事、政事繁忙之际，注重教育，兴建书院，实在难能可贵，无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称号。他的《岳阳楼记》至今仍为散文之杰作，特别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可谓众口皆碑。这句名言，不仅是他文才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他崇高精神的体现。后人曾于延安东关(现电业局地带)建 “韩范二祠”来纪念他和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