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隍庙位于上海老城厢中部，现属黄浦区东南部，临近豫园。明朝永乐年间由原金山神庙改建而成。城隍庙内供奉有三位城隍，分别是霍光、秦裕伯和陈化成。清朝道光年间，老城隍庙达到全盛，占地面积达到约50亩。民国时期，庙宇屡遭火灾，民国15年(1926年)重建了大殿。
老城隍庙周边庙会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年代最为久远的商业区域，各种小吃餐厅、古玩商铺和小商品市场鳞次栉比，有绿波廊、宁波汤团店、松月楼等著名食府，尤以小笼包、梨膏糖、五香豆等食品最为出名。
上海市老城隍庙坐落于上海市最为繁华的城隍庙旅游区，是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从明代永乐(1403-1424)到清代道光(1821-1850)上海城隍庙的庙基不断扩大，宫观建筑不断增加，最为繁盛时期，总面积达到49.9亩土地，约三万三千多平方米。作为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宫观，上海城隍庙在&ldquo，自然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神像被毁，庙宇被挪为它用。1994年，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上海城隍庙得到恢复，重新成为由正一派道士管理的道教宫观。2005年，上海城隍庙大殿前厢房的使用权得以归还，随即开始了二期修复工程[2]。现在的上海城隍庙，包括霍光殿、甲子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关圣殿、文昌殿九个殿堂，总面积约二千余平方米。
城隍是自然神，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庙。最早的城隍庙见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建的.芜湖城隍庙。历史上有唐人张说、李德裕、李阳冰、杜牧等祭祀城隍神的文献记载。宋代以后，城隍开始人格化、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苏州祀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祀秦裕伯，北京祀文天祥、杨椒山，杭州祀周新，会稽祀庞王，南宁、桂林祀苏缄等。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封城隍为王爵。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则下旨封开封、临濠、束和、平滁四城的城隍为王，职位正一品，与人间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又封各府、州、县城隍为公、侯、伯，即府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州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侯，职位正三品;县城隍为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并且重建各地城隍庙，规模高广与当地官署衙门完全一样，还按级别配制冕旒哀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正祀典，诏去封号，只称“某府或某县城隍之神，又令各地城隍庙不得杂祀其他之神。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在土地庙里，所以他对土地庙以及土地的“上司”城隍极为崇敬。明孝宗年间(1488—1506)，莆田抗元英雄陈文龙(1232—1277)被封为福州城隍爷，其从叔抗元英雄陈瓒(1232—1277)被封为兴化府城隍爷。
城隍庙，九里三;各种买卖在里面;上至绫罗和绸缎，下至牛笼和马鞭……这是每个老西安人对城隍庙的印象，然而，对于城隍庙的全部历史，它所历经的风雨沧桑，却没有几人完整知晓。城隍信仰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流行广布，西安都城隍庙位于西大街中段，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原址在东门内九曜街，明宣德八年(1432年)移建现址,是当时天下三大城隍庙之一，统辖西北数省城隍，故称“都城隍庙”。
上海地区供奉城隍由来已久。早在宋淳佑七年(1247)，华亭即立城隍庙。上海在置县前，也供祀城隍于淡井庙，以作为华亭县城隍行殿，后人称老城隍。明朝开国后，于洪武二年(1369)，诏封天下州县城隍府神为显佑伯。
相传上海的城隍神姓秦，名裕伯，字景容。为宋代尤图阁学士秦观八世孙。元时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元末避兵扬州，转徙上海。当时占据苏州的张士城派人前往招用，为其拒绝。吴元年及洪武初年，朱元璋几次淮备起用秦裕伯，秦均称疾不出。初定天下的朱元璋对于秦裕伯隐卧上海甚感不安，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深虑由此“海邦不靖”，即下手渝：“海浜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手谕的意思十分明白，秦裕伯只得应召人朝，次年拜待制，旋为治书待御史。洪武三年，设科取士，与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洪武六年(1373)病卒，葬于上海长寿里。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也”，因而，海滨之民怀着感激与敬重，奉祀其为城隍神。
永乐年间，上海知县张守钓将原位于县西北的霍光行祠改建成具城隍庙。据至元《嘉禾志》引《吴越备史》载，相传吴王孙皓病重时，有神附体一小黄门，对孙皓言道：“华亭谷东南有盐塘，风潮为害，非人为所能防。臣本汉霍光也，愿统部属镇之。”遂立庙祀汉博陆侯霍光，是为上海祀奉霍光之始。
上海的霍光行祠又常称为金山神庙。金山庙改成城隍府后，前殿仍奉祀金山神霍光坐像，后殿则供奉秦裕伯。改建之初，城隍庙规模尚小，以后历代都有所修葺。全盛时，包括有大殿、中殿、寝宫、星宿殿、阎王殿、财神殿、文昌殿等殿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庙侧起造东园。乾隆时，由全县士商捐纳，购潘氏豫园故址，归城隍庙，称西园。重加兴修，所费资产累巨万，极泉石之美，以作娱神乐神之用。府基一度达70亩，称盛一时。其时，江南奉祀城隍“尤谨”，开堂皇崇，寝阁羽卫，“庙制辄拟古诸侯，又极池台园囿之观，吴越所在者皆然，而上海为尤盛”。与盛大的庙宇相一致，上海人对于城隍神有着特别虔城的奉祀：先是松江民俗，每重祷献，而于城隍庙尤甚，如祈病祈福，富室用全猪羊，贫者用三牲首，日元虚晷，佥云城隍有炅，能祸福人，别府铯无此事。除夕日，家家户户备牲醴，前往城隍庙瞻拜。牲醴香烛，源源而来，香火称旺一时。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朔，城隍神出巡祭厉坛，迎送间，彩旗、灯幡、鼓乐、戏妓、烟火、舆马，备极豪华、隆重，“虽王侯不能拟，官府不能禁”。历经数世，在沪人的心目中，上海的城隍神“御灾捍患，素者威灵”，士民对其感恩戴德。清代曹一士曾应邑民之请，为城隍神作《颂序略》，其中记载了送样一则故事：顺治十年秋，一直在海上坚持抗清斗争的张名振引兵人吴淞。苏州总兵王璟时掌军务，督战上海，见对方旌旗蔽空，海艘鱼贯而入，一时竟不知所措。是役，清兵溃败。不久，江宁巡抚周国佐按临上海，王璟深恐其畏敌逃避之迹败露，遂先发友制人，诬告上海百姓犯通海之罪。周国佐信以为真，决定屠城，淮备从南浦至静安寺，承数烧杀。上海知县阎绍庆及乡绅曹垂灿等闻知，急忙赶赴抚台行营，长跪陈请，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为保。自朝至暮，再三恳求。周国佐仍一意孤行，下令鸡鸣时分纵戮。夜半，城隍神显形巡抚官廨，朱袍象简，赫立阶下，周国佐见之，心意稍动。稍顷，城隍神又显形，对着周国佐“直视摇首者数四”。于是，周国佐收回屠城之令，全城百姓终于免遭屠戮。这一传说，反映出上海的老百姓已将能保有家室、安享太平归功于城隍神之赐。
也有说城隍作为神，是由《礼记》中所渭“天子大蜡八”而来。天子要祭八种神，其中有“坊”与“水庸”，大略是对城堑、护城沟渠之祭，这是对城市守护神的祭札。明代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谈到了城隍之祀：城隍之在祀典，古无之。后世以高城深池，捍外卫内，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于理者，衣冠而肖之，加以爵号，前代因袭，其来久矣。后世的城隍正是被赋予了城市守妒神的面目与功能，御灾难，安生聚，垂丰穰，庇百姓。城隍庙亦就因此成为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祭典埸所。地方官府朔望进香，祈晴祷雨，并常藉以宣讲乡钓。士庶禳病祈福，牲醴香楮，祷献报赛。这也就难怪城隍庙庙宇崇闳，香火繁盛。
自清末以来，上海的城隍庙又多出一重功能。当时辟出西园的部分，租于商家。此例一开，园中广设商店，竟成集市，城隍庙各种土特产、美味食品的声名不胫而走。另外，东、西园园囿之胜号称一邑之冠，游赏者颇多。各种花会，如四月下旬兰花会，九月中旬菊花会等，常设于东、西园，各神庙会、灯会又常以城隍庙为盛。三月二十八日，传乃城隍夫人诞，上海街巷悬灯亦一如天后。
作为海滨城市，上海的城隍庙还兼有着护海功能。明初城隍庙改建之时，大门有坊，其额曰“保障海隅”。清同治时又加封“护海公”，匀天后神合力护庇南来北往的海舟，“上海地濒溟渤，华夷于兹互市，北达燕齐，南连闽粤，舳舻衔尾，鳞萃麕集，往往惊涛骇浪中，神之灵异与天后相佐佑”。进出黄浦的船艘，则必向天后官、城隍庙烧香祈祷。“惯驾沙船走北洋，船头四望白茫茫。得归庆幸团团会，天后城隍遍爇香。”每次城隍庙修葺，不仅上海商民踊跃捐赠，不恤财力以助，四方富商巨贾也皆“捆载辐辏而集”。上海城隍庙由此得以称盛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