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阅读完《报任安书》时，我的脑子里只有“直男”二字，好像看到除去《询问司马迁》中“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的跳荡着”的他，坚忍不屈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他伟大形象之外的样子。不为别的，只为司马先生那一句“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也许你要说，现在的人重事业轻家庭都不足为奇，更何况远在两千年以前的司马迁呢？可就如现在也存在众多热爱家庭的好丈夫一样，古时候也存在着书写《浮生六记》、带着妻子畅游天地的沈复，与李清照相濡以沫的赵明诚，那么以此类推，相信在民间这样的例子也不算少了。而相比之下，单从司马迁这一句话看来，我真是为他的妻儿寒心啊。就算是为了表现自己真真是“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就算这根本不是这篇文章、乃至这一段的重点，他能将这句话写下来，我想他也算真正配得上“直男”的称号了。
想到这，我真是为司马迁的妻儿打抱不平，然而当我正要跟小伙伴们“举报”司马先生的“直男”事迹时，他那刚正不阿的样子又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再次阅读几遍《报任安书》后，我真正被这位“钢铁直男”打动了。他是有理想的，为了那个也许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理想，哪怕遭受冷艳嘲笑，哪怕背负屈辱的宦官之名，他“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都只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想这也就是《询问司马迁》中“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与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的司马先生吧，引得班固也衷心赞颂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他在《报任安书》的开头就解释，自己没有“不相师”、没有“用流俗人之言”，他被误解了多久，被那一双双狰狞的眼睛盯了多久，都没有什么话能拿来宣告天下“我是清白的”，在给友人的信中，习惯了被误解的他也只能说“仆非敢如此也”。他原本是一个多么刚强正直的人，却也未能在笑里藏刀的势力场中保全自己，最后只能在恐惧中谨言慎行。可在千疮百孔地走出势利场的那一刻，留下的，仍是那个不过想“成一家之言”的他。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说，先前那个质疑司马先生的自己真是幼稚，怎么就不想想那个遭受了残酷宫刑的他有何面目回家，面对妻儿，面对那个曾是、却早已不属于自己的家。也许鲁迅先生口中的那个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先生也曾躲在屋后，用自己最后的温柔，偷偷地看看妻儿，回忆起以往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不禁想伸出手去抱抱那满地乱跑的孩子，搂搂那窗边日夜等他归来的妻子，但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只能悄悄地看着、念着、爱着，毕竟连自己都快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又哪来的勇气去给妻儿承诺以往的生活？
或许司马先生真的就是一位毋庸置疑的直男，但，钢铁直男也有一颗热腾腾的心啊！
《报任安书》曾经在中学课本上出现过，后不知缘由落到了隐身于读本的境地。曾经读过，但是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今日再读，有了新的思考。
“推贤进士”不过任安婉曲之词。判处腰斩下狱之前作此书信，其主要意图往往不在于替国家举荐人才。更多的恐怕是希望司马迁爱惜人才。那么，人才将死，如不能保其生，则断无推贤进士之可能。
可是，司马迁“刑余之人”，未受刑之前，力保李陵，罪及自身。如今情形，“推贤进士”怎么可能？司马迁一定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与斗争。所以，“阙然就不报”。痛苦的挣扎之后，司马迁显然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了这封信。
一部分写死，另一部分则写生。
死，要死的高贵，死得其所。古人之死，怎样才是高贵，死得其所呢？于士大夫来讲，为国尽忠，恪尽臣节，显然是死得其所。至少就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来看是这个样子的。高祖刘邦开始重儒道并重。武帝刘彻则独尊儒术。司马迁有此认识，显然是很对的，况且，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认识是很有道理的。
“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大夫犯了罪，免于惩处。而是说，士大夫犯了罪应该在国家追究惩处之前就引咎自裁。这样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样子，获罪于国者，当以身报之。这也算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作为司马迁来讲，身份地位低贱。不在士大夫之列。以罪囚之身而死，辱身在先，辱祖在心。死，不关节义。虽死，于己无益，于国亦无益。
这里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那就是人的生命是应该有些意义和价值的。
既然无益，不死也罢。死则可惜！
之后讲生。人都是贪生的。非死不可，一定是为了心中所想，比如“激于义理”。为了节义而死，这不是最难的事情。也就是说，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选择了“死”，极有可能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选择生，则可能是选择了艰难。能够“隐忍苟活”，一定是有着强大的精神支撑。
这种精神支撑，可以是理想，也可以是信念，还可以是亲情、责任等等。司马迁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呢？——创作《史记》，流传后世。这样，虽表面卑贱，实则高贵。什么样的生命能够比“不朽“更加高贵呢？
司马迁举出历代圣贤的例子，将他们忍辱不死，发奋有为。旨在表达一种生命思考。命为志存！
志不在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古往今来，能实现者，鲜矣！然而，司马迁实现了！似乎是屈辱的活，实则是高贵的生。正是因为生得高贵，才有可能死的不朽！
于是，有一闪念。可能这就是屈辱、苦难的灵魂更加高贵的根源所在吧。也难怪，艾青礼赞自己的乳母的“黄土下紫色的灵魂”。苦难与高贵就是如此之唇齿相依。当然，此种思想，“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报任安书》是我们高中教材里的一篇课文，当时读到的时候，我就存了疑惑。司马迁 因李凌事下狱并受宫刑，但他忍辱苟活，立志著书，此举一向为人称颂。他在书信中向友人吐槽，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司马迁书信中态度，在我读来，近乎卑微。此人是求他“推贤进士”，举荐自己，若是你不想帮忙或者帮不了忙，大可以略陈理由，推拒就是，为何要这么长篇大论，这么低声下气，是古人礼节、习惯使然，还是另有缘故？
看了本文的创作背景，我才稍稍解惑。司马迁三十八岁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时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为中书谒者令。这一官职掌领导尚书出入奏事，是宫廷中机要职务。然，身受宫刑的他，出狱后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居要职，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少卿，名安，荥阳人。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他是司马迁的朋友，此时写信给司马迁，就是希望司马迁能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之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关于仁安的获罪，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做法，其实太子并非真反只是因“巫蛊事件”被冤枉没办法了，想杀江充以自保。另一种说法是，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时，因其在太子刘据造反时采取了“持两端”做法，而为汉武帝处死。总之，现在的情况是，仁安就要死了。
司马迁选择在这时给仁安写信，其思虑是值得考究的。我也稍稍理解了他的“卑微”的语气。好友即将赴刑场，这位好友曾经求自己帮助他，自己却无能为力。司马迁此时的心况可见一斑。此信既是为了向他解释自己的苦衷，求得谅解，更是表明自己的心酸苦楚与隐忍负重，更甚就是与好友的诀别书。在此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我不知道之前仁安是否怨过司马迁没能理会自己的请求，也不清楚当临死的仁安收到司马迁的这封书信时的心情。但是司马迁的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他没有忘记这个朋友曾经求助于他，他没有因为他即将赴死而避讳他，他没有弃他于狱中，独自品尝濒死的无望与恐惧，而是通过书信，以一种相对低下的、带着安慰性的语调，向友人陈述自己的无奈，与他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看了很多人写的《报任安书》的读后感，他们基本都在称扬司马迁的忍辱负重，他对生死的抉择，我却要颂扬他与仁安之间的生死不忘的友情。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难道司马迁不懂吗？不！他当然知道,处于那种境地，那是非死不足以洗净耻辱的，非死不能回报列祖列宗的。终于，他说了一句话：“所以隐忍苟活，幽于愤者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于是乎，司马迁说出了一段震撼千古的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
理想的顶峰人人有，并非人人都能攀，只有在崎岖的道路上不畏劳苦，勇于战胜重重困难的人，才能到达。
这就是司马迁的感慨，这就是司马迁的悲愤，这就是司马迁的希望。
他要完成一番事业，为实现一个理想活下去。他不能像蝼蚁般轻生，他要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经历了莫大的苦痛和心灵的拷问，最终超越了自己，实现了终极意义上的升华，《史记》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更恢宏、更深沉、更澄澈、更庄严的层次与境界，它己成为人的历史、事的历史、心的历史的复合体，有人说《史记》吴司马迁的哭泣，毫不过分。这正好应证了大思想家孟子的几句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毅力，是奔向理想的战马，通向胜利的阶梯，它通过蜗牛留在峭壁顶上的.足迹，大声的告诉着人们的成功的秘诀。
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位衣衫褴褛、手执笔锋用心著书的人，他就是我眼中的司马迁，他将一个“辱” 字都不放在眼里，而是将自己未尽的事业超越了生死之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又何苦为区区考试分数哀伤悲愤呢？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影子，那是司马迁，那又像是我，其实我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就是我，我们同样身处逆境，我们又同样忍辱负重，只是司马迁比我更坚强。
逆境是痛苦的，有时会令人难以忍受。而逆境却又是最好合老师，它可以使你认识顺利环境中无法认识的事情。对于人生、对于事业，逆境是不可避免的。在逆境中，希望可以燃烧，甚至到了“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境地，希望仍然可以鼓舞人前进，造就一个人；希望也可以熄灭，那太容易了，只要听凭命运摆布，任其漂荡，希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破灭了。但生活、事业是美好的。当一个人追求美好的目标时，心灵之火，就可以继续燃烧，就可以成就“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的事业。到那时，我们会为失去了美好的东西而抱恨，但我们也会为得到了更美好的东西而欣慰。
两千多年来，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崇高的理想、杰出的才华、坚韧的毅力、辉煌的成就，沾溉着后人，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不但为我们留下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而且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自己事业、理想的榜样。我们今天读《报任安书》，就是要学习他如何做人，如何不停顿地追求的精神。这一点，确实有“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理想并不像诗人想象的那样浪漫。实践理想的路，也不像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它有羊肠小道，需要迂回前进；它有长江大河，需要架桥而达；它有魍魉拦路，需要一个个铲除。
理想，要靠自己来实现，而实现它，就须有坚韧不拨的毅力。
流连于唐朝的繁华，仰慕于宋朝的儒雅，惊羡于元代的四海归一，徜徉于明清的肃穆庄严，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感。我可以对任何一个时代流连，但在我的心中，我敬仰的，爱慕的，永远是那独树一帜的汉朝。因为在那里，有着让世人景仰的大智大勇的人太史公，有着让世人炽爱的彪炳后世的《史记》。
司马迁在千古绝唱《报任安书》中，将他强烈真挚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封闭压抑的情怀一吐为快，字字是血，声声是泪，处处是情，震古烁今，动人心魄。从《报任安书》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一位隐忍苟活、坚韧不跋拔、矢志不渝的大丈夫、真英雄，他有着崇高的人生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不屈的意志，和为《史记》献身的无畏的精神。司马迁是位大智大勇的人。
司马迁被"诬上"定罪，因"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身受腐刑。"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抑郁，他痛苦。这种最卑劣的刑罚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的司马迁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与摧残。这种情况下，选择"死节"是一种解脱，活着要承受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多，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读后感《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有感》。一位诗人说：真正勇敢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去死，而是为了某种事业苟且偷生的活着。太史公选择了隐忍苟活。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了《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宁愿忍受所有的嘲笑、侮辱、责骂。这是何等的伟大气魄啊！
忍受着"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痛苦，司马迁坚韧不拔，矢志不渝。他以古代圣贤发愤为作的事例激励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古代圣贤历经磨难，最后成功。这些成功的的典例让他看到了那些非凡之人的高贵人格，他们像那盏指明灯一样。始终照耀司马迁的路。于是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史记〉。他整日没命地挥刀竹简，拼命地刻写，只怕对不起父亲，只怕对不起那些过往的英雄，只怕没有人把他们的事迹写下来留传后世！司马迁拿刀的手指结了茧，茧破了流血，再结茧，再破；不知破了多少次，那简册已弄得血迹斑斑。这是何等的艰辛啊！非凡之人，需要有非凡之精神，非凡之精神需要有非常的追求，非凡之目标理想。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是的，司马迁是一位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伟人，非凡的人。终于，他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巨著。他成就了非凡的功绩。生前屈辱苟活，身后却是鲜艳夺目，熠熠生辉。他生前所有的耻辱，现今如浮世一梦，惟独见他的绚丽，他的繁华，他的绝世的人格魅力。
伟哉，司马迁！
人们提起司马迁往往以羡慕及崇拜的眼光来看他！他的史笔让古人在纸上永远活了起来，他替古人诉说着他们的荣耀与心酸的人生历程；但他写给任安的信却让我们走进了他那看似无比坚强的心，细读《报任安书》就仿佛可以看见他的泪水一滴滴的落下……
在成就上：司马迁有与日月争辉的成就，但他的成就却也掩饰不了他的不幸。其实，他只是极端政治造就的一个苦命人，一个在洪流面前拼命挣扎却又无能为力的可怜人……
在不幸的方面，人们喜欢将司马迁与屈原对比。司马迁诚然有着屈原一样的自傲，但是他所受的委屈绝对是比屈原还要大得多的。我们看屈原“为楚怀王左徒”，这也让他一直引以为傲，他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所面对的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国破的无能为力，是不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而同样自傲司马迁虽“负不羁之才”，但他不过是被汉武帝视为“近乎巫祝之间”的史官，更不要说有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优待了！他自己也只是被君主当成最不起眼的“倡优”，所面对的是“诟莫大于”的宫刑，是那种生理和心理不断重复的打击！是世人的耻笑！是“下流多谤议”！但是——他又不能像屈原那样痛痛快快的去死！他不能像屈原那样的去解脱——他背负有使命，他的肩上背负着父亲和他未完成的心血……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司马迁何尝不是那样的人？
当然，或许正如司马迁自己对任安说的那样：“大抵贤圣”都是在不幸面强大起来的。
一个人有了极大的不幸后，那么他可能只有用他的生命来为自己的不幸作注解，司马迁大概就是用他的《史记》来为自己的不幸做出他自己注释。
在成就上，人们喜欢将他和西方的修昔底德做比较，毕竟他们都是“历史之父”！
然而，我更喜欢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联系在一起。司马迁有《史记》，普鲁塔克有《比较列传》，他们都是通过人物传记来写历史（虽然普鲁塔克说他写的是传记而不是历史）……虽然他们在成就上有那么多的共鸣之处，但是，普鲁塔克的命运比司马迁好得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据说普鲁塔克曾经为罗马帝国的2个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了他们的赏识，而且图拉真皇帝曾授予普鲁塔克执政官的高位。后来哈德良皇帝又提拔他担任过希腊财政督察，晚年他又出任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可是，司马迁却当了“刑余之人”，面对的是被“主上所戏弄”，所受的是“流俗之所轻”，在别人眼里他“与蝼蚁何异”……
记得尼采说过“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书，用血写书，你将会体会到:血便是精义”。我想，《史记》或许就是用太史公的血肉写的吧！
如果让读哭《离骚》的贾谊去看司马迁给任安的信，他大概也会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吧！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说的可就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都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说的不就是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事，遭受炼狱后书写《史记》。这不就被我们记住了吗！我想，我们只知道《史记》书成后的辉煌成就，却不知司马迁背后的辛酸苦楚以及他所遭受的讥讽，还有什么是司马迁没受过的罪？
话说这古人也真真是憋屈。你说你被上头的处罚了吧，还得谢恩，“谢皇上不杀之恩”。“最是无情帝王家”也不知是谁说的，说的可真精准。哪一个皇室之人不薄情。像司马迁的父亲，他们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之时便功名显扬，掌管天文之事。而大汉天子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时，本应由太史官亲身参与并记录下这一辉煌的时刻，这是太史的责任，同样也是荣光，蝎子尾巴独一份的恩宠。可司马谈硬是被留在周南，后来司马谈愤懑而死，想来是因为看着祖业的衰弱而焦急，还有就是日常的被嘲讽、白眼。
而司马迁本人，你说你就一小小太史，也就写写文字、记录记录皇帝的丰功伟绩，有必要为了和你“不曾衔杯酒”的李陵打抱不平吗？再想想呵，有哪一任皇帝是真傻的，个中冤情岂会不知，“最是无情帝王家”，只是不想真弄清楚罢了！李陵一家祖孙三代素来忠心耿耿，真要不忠于大汉，又怎会领兵深入匈奴腹地作战？
由李陵的《答苏武书》可知，在匈奴“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而我方仅仅五千人马敌我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李陵仍振臂高呼、奋力杀敌，士兵们即使受了伤，矢尽援绝，也要争着冲到前面去杀敌。反观汉皇，一听说李陵降敌，在还没弄清内情的情况下，直接对李陵的全家骨肉实施了严惩，这才是真正地将李陵推向敌方啊！
这桩桩件件，寒了多少臣子的心。
司马迁何尝不委屈，那又能如何？喊冤，不是变着法子说皇上不英明；抵抗，不是变相的说明自己不顺从圣上。故此，只能跪地叩谢不杀之恩。从牢狱中出来，受了腐刑。从‘最下腐刑，极矣！’可见他的心在淌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腐刑既是对他的身心的摧残，也是对祖先的辱没，是对父母的不孝。司马迁肉体上遭到的折磨以及平日里受到的嘲讽、耻笑、白眼等肉体
司马迁遭受腐刑，李陵忠勇深入敌后，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却被诛灭。而在现实中，又有何处不苟且？
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就职典礼上，邀请了曾经关押他27年甚至虐待他的三个狱警，并向他们致敬。
孟晚舟被加拿大
由此观之，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难免会有腌臜之事。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磨难。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颗坚韧的心以及一缕不屈不挠的灵魂。
读罢《报任安书》，我被司马迁的精神和意志所震撼，总想了解他是如何写出这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文章，报任安书读后感。字里行间的愤懑，不满与痛苦，从何而来？
司马迁因为李陵上谏辩护而使汉武帝勃然大怒，面对自杀和遭官刑的两难选择，他也曾犹豫，也曾彷徨，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还有理想要实现，还有使命要完成，所以他不能就这样含冤而死。于是，他毅然接受官刑，最终写出了不朽著作《史记》。
纵观历史，有不少伟人，他们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创造出价值，而是在困境和挫折中，创造骄人的能够留传后世的成绩。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贝多芬，人们大多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许多作品足以震撼心灵，可却不了解那些光鲜艳丽的音乐章后面，埋藏着他曲折的一生。贝多苍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天赋，他的爸爸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位音乐家，从而成为自己的摇钱树，不惜对小小的贝多芬施加武力，当贝多苍不认真练琴时，爸爸甚至饿他，关他在小黑屋里。但这没有成为贝多芬前进的阻力，多年后，他终于小有成绩，正当他的事业爬上巅峰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而与此同时，他深爱的女人，幼稚自私，风骚的爱丽丝也因不理解贝多芬的事业而离开了他。贝多芬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这对他的打击非同小可。在短暂的低迷后，他重新振作，创作出了更加精彩的音乐。然而，挫折还在不断地攻击着他，三四年后，贝多芬失聪了。然而令我们震撼的是，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贝多芬竟然又创作出了震惊世界的《命运交响曲》，铿锵有力的曲调仿佛描述了他铿锵有力的一生，给我们上了铿锵有力的一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这本书时的处境是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躺在病床上口述完成了这部著作。
这些伟人的事例，都和司马迁一样告诉我们：困境往往使那些有梦想、有意志的人们更加坚强。
司马迁心中有一股气，这是对皇帝、对专制不满的怨气，忍辱负重的豪气，正是有这股气，才使司马迁在极度困难和痛苦的时期，实现了他那“重于泰山”的价值。他坚忍的意志，对理想的坚持，对生命的忠诚，值得我们用心去思考、学习！
在黑暗中，破茧成蝶，重生！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报任安书》里的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司马迁用它很好地诠释了自己的生死观。司马迁口出“恶”言，便遭受宫刑，但思及要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作，于是默默忍受了令人耻笑的宫刑，明知道是这样一条艰苦的路，却还是毅然迈出自己的脚步。
越王勾践，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为了复国卧薪尝胆，忍辱负重，最后终于成功消灭吴国，取得胜利。品尝苦胆，睡在薪草上，这不是一个皇帝所应有的待遇。他为了复国是多么的艰辛。不但要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还要受尽天下人的耻笑。这是何等的痛苦，他本可以一死了之，但他毅然踏上了这条复国的艰辛道路，迈出自己的脚步。这是为什么？为了一个信念，一个梦，一个复国的梦！
飞蛾扑火，人尽皆知。为了那短暂的光明，心甘情愿地冒着被烧死的危险，冲向火光，在终于汲取到一丝的温暖时，也奉献出了自己的性命。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南宋词人李清照赞美项羽的诗。项羽在楚汉相争中大败，一路逃到乌江边。却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于乌江边，他原本可以逃回江东，等待时机，再度东山再起，以他在江东的声望，绝对可行，可由于内心极度的谴责，便在乌江边自刎了。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体现他高洁的品格和远大的政治理想，不愿随波逐流，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在他的祖国沦丧后，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蒙世俗之尘埃”，他以死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和尊严，把人格理想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为什么？为了光明，所以宁愿牺牲。
何为生？不在于活的是否长久，在于活得是否绚烂。何为死？不在于死的方式怎样，在于死得是否有价值。
人生短暂，我们无法控制，但它所散发的光辉是我们亲手创造的。让生命大放异彩，这才是活的价值。
“有的人活，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使我想到司马迁用自己的人生对此作出很好的诠释。
司马迁口出“恶”言，便落下刑罚，遭受宫刑之后，作为一名文人，为了保全名节，本应自行引决，但思及自己的理想，要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作，使得自己能够显露于世，于是他默默忍受了令人耻笑的宫刑，忍受多年的孤军奋战。
在《报任安书》中，他终于有机会吐露压抑了许久的痛楚，“且夫藏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等已乎？”他是何等的痛苦。可明知道是这样一条艰苦的路，他却还是毅然迈出自己的脚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是他的生死观。
韩信曾经为了自己的志向，宁愿忍受胯下之辱，也不想飞蛾扑火，为什么？为了未来，为了自己的志向，最后他毫无意外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大将军。
面对这样的处境，为何还能毅然决然的迈出这样一步？
因为他们有梦，为了信念，为了梦想，他们在后人心中留下了顶天立地的形象。
论生，还有另一种，无耻小人总是惜命，为了自己活得更长久，甘愿做一棵墙头草——正如名著《红岩》中所述的浦志高一样，在敌人面前的姿态做牛做马，人的尊严消亡殆尽，命是得以保住了，可是人呢？终日活于担忧之中，两边倒，他们是中国人的耻辱，他们为了换取一时的安宁，一时的荣华富贵，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再有华音醉心名利，汲汲富贵，致使管宁割席与之绝交；扬雄趋炎附势，巴结王莽，招天下文人鄙弃；关起为得骈名。杀妻取信，遭世间百姓万代唾骂。
屈原吟沉江畔，至死不悔；陶渊明封印辞官，饮酒采菊；朱自清拒绝“美粉”，他们坚贞，他们有观念，他们有志气，他们在一番矢志不渝的坚贞中，成就了万代英明，在后人心中，他们挺直了脊梁的顶天立地的形象，他们是不朽的丰碑。
那些汉奸们，为求生而投敌，也许获得一时的荣华富贵，留下一生的骂名，一辈子的耻辱。
人一生中或生或死，或长或短，我们要让生命大放异彩，这才活得有价值。
或许终此一生，我们都不能明白他。他是怎样为一件原本无关的事心潮汹涌，怎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怎样锒铛入狱，站在一个两难的选择面前，他又有着怎样的姿态和决绝。
这算什么选择，屈辱地死去，或受辱而苟活。强势如他，也必定曾陷入最艰难苦涩的困惑罢！幸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终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留下一部千古绝唱——《史记》。
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你能、你甘愿承受如此耻辱？因为不愿死如蝼蚁。宁可活下来，完成一部足以令他自许自傲的作品。此书一出，当震惊世俗，流传千古，令天下人心倾服之！那么他当日所遭耻辱，也自然洗脱了。尽管决心坚定不已，可现实的反面能量大过美好未来的积极意义。耻辱加身，流言所指，身心俱疲。他也一定曾在面对广阔、永恒却虚无的天地时心生惶惑，一定曾无数次在无意识的耻辱的温习中被刺痛而惊醒。他在《报任安书》中这样写道，“……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读到这一句时，我竟几乎堕下泪来！他将他郁积在心的愤懑和疼痛，统统倾注了进来罢？所以读来才是极苦、极痛，令人伤之切之的。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心比天高，身为下等，这句话或许也适合子长吧。为什么一定要活下来写完《史记》？是作为记载者，对历史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是作为政府官员，对虽然将罪名加诸于他却仍不失为一代明君的汉武帝的忠诚？这些因素必然都有，然而我想，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自己所受的耻辱的敏感和疼痛。我们不能只是笼统地说，司马迁是一个有大人格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忍辱负重的史学家。他也是血肉之躯，尽管他写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可既然生而为人，“人情”事实上已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激于义理者亦然。正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抽出来，然后指着说这是灵魂，这是肉体。灵魂与肉体，人性与人生，都是交错缠杂无法分离的。
《史记》之所以让他愿意倾注毕生心血，“成一家之言”之所以如此重要，固然想借此流芳百世，更直接更使他日夜心如刀绞的原因应当仍是他的耻辱，我想这就是“人情”在他身上所表现并为我们看到的。无怪孟子要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只有当一个人饱受折磨，甚至到了司马子长这样对人生再没有别的期望的地步，才能心无旁骛，才能极坚强极有韧性地付出数十倍于常人的努力。
可如今换个角度看他的人生，历史的烟云却模糊了当年的每一点细枝末节。
我不禁要问，留下一部《史记》，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吗？
著出《史记》的司马迁也好，留下《离骚》的屈原也好，这些在当时看来是郁郁不得志并饱受命运戏弄的人们，他们人生的意义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呢？司马迁自言，“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倘若他真的轻视一切“人情”，他存在的意义岂不是全部凝聚在《史记》上了吗？一部书再伟大，又如何能比得过一个人的生命和活力所包含的意义？我们赞许《史记》，或许赞许他的豪情和思想更甚于《史记》的史学价值。司马迁把他残余的人生糅入了《史记》，他为英雄豪杰们立传，走过他们的叱咤风云和金戈铁马。阿这就是他的人生和快乐！那么人生的意义和追求，正如纪德一直坚持并告诉我们的，应该是真正的快乐。人是为快乐而活着的。
司马迁在文中提到很多人，李斯，韩信，侯窦婴，周勃，吕不韦，孙膑……或功高盖主而遭忌，或才华横溢而被妒。可是对于这曲折却精采的一生，他们到底是满意的吧？既然深知“伴君如伴虎”仍要不顾一切地走上这条路，谁还会去希冀一个安详的晚年？是，他们更愿在战场甚至官场死去，死于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才是他们潜意识里所热衷和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