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传统的圣人孔老夫子是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总能触景生情，发思古之幽情，长叹生不逢时，公开申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并竭力用实际行动去身体力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向我们描绘孔老夫子非常富有人情味、非常钟情浪漫的理想的形象，而我们所关注的，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和激情的，恰恰是这个方面，而不是他老人家板着冷峻的面孔向我们说着之乎也者。
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当中，一个心性特别高洁，志向特别幽远，内心情怀特别丰富，感悟神经特别敏感的人，不可能不从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的体悟中生发出旷古的动人感叹。我们完全不必十分认真地以为孔老夫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是历史的真实，勿宁把它看作是一种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我们也不必信以为真地以为孔子描述的夏商周小康社会真的就是那种模样，似可把它看作是一种主观的体悟。
但是，这当中展现了一种理想境界同现实存在的鲜明对比，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核心是为公和为私，天真淳朴和阴险奸诈的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当中，孔老夫子还没有浪漫到完全不顾现实的地步：尽管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大同”社会，但“小康”也有可以值得赞美之处；现实虽然札崩乐坏，却也有值得效法的楷模；社会虽然黑暗。毕竟也还有让人欣慰的闪亮之处。
实际上，社会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则。生不逢时固然可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真实处境，人们只能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中进行选择。再大而言之，从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向集权世袭的私有制的转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难以用好与坏的简单标准来评价的。
人作为群居的社会动物，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种公平合理的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言行。这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运行机制来说的。而从个人的角度说，风习则是重要的。人心是淳朴还是险恶，人伦关手是和睦还是疏远，人们为公还是为私，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影响重大，不可不加关注。理想固然不可没有，但在现实面前，是不可奉行“驼鸟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