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诺夫在写他最后的著作《我这代人的见证》时，曾有过这样的忧虑：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们会经不住诱惑，情不自禁地要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即当时，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你已知道你当时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已感觉到你当时所没有感觉到的东西；而且情不自禁地要把你今天的思想和感情说成你当时的思想和感情。因此，西蒙诺夫说，“我完全自觉地想同这种诱惑进行斗争”。
此等顾虑，以及如何为回忆录选定一种合适的叙述方式，徐迟在写《江南小镇》时，也考虑到了。因此，他为全书设立了两个“叙述视角”：一个是展现回忆录内容的叙述者“我”，他以主人公的身份充当着生活事件和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另一个则是历尽沧桑之后的老年的“我”，他居高临下，回首前尘，知人论世，评衡清浊和是非，作为对前一个“我”的整个生命历史和心路历程的见证人与剖析者存在。当主人公沿着生命线逐渐成长，他所生存的环境也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另一个“我”则逆流而上，以一种晚年的平和和客观的心态，以一种具有了足够的才、学、识、情的成熟的判断力，一段段地评点着主人公在每一个时期的动作行止以及围绕在主人公四周的人和事，分析着其中的前因后果和善恶是非。其在文字上的标志，便是大量的出现在括号里以及散落在事件叙述过程中的那些段落和句子。
王元化生前在给徐迟的信上说道：“我还没有读过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叙述的口吻，乃至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文章不火气，不做作……纯真如赤子，但又时时闪出饱经人世沧桑的智慧。”(1993年6月21日致徐迟的信)这段话是对徐迟的这种叙述方式的成功动用的最好的肯定。
有人说，歌德的《诗与真》和卢梭晚年写的《忏悔录》，都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我的文学生涯》实际上也是一种“半诗半史的体裁”——毕竟是出自一位抒情诗人之手笔的回忆录，它除了给读者以价值观念上的教益和“史”的质实，更给了读者以艺术欣赏上的享受和“诗”的风韵。《我的文学生涯》的文笔变化多趣，根据不同情节的需要，有时议论风生，以理服人；有时情不自禁而敞开胸怀，逸兴遄飞。而当写到他的几次恋爱事件，写到他的家乡小镇在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夜里，里应外合地做准备时，又使人觉得如同戏剧一般，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和一般的沉闷、干巴巴的回忆录迥然相异，《我的文学生涯》是可以作为一部引人入胜、文笔优美的文学作品来阅读的。这也正是它当初为什么不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之类的刊物上，而是发表在《收获》上(奇怪的是，《收获》当初在分期连载它时，总是把它置于“长篇小说”的栏目之下)。
《我的文学生涯》是一部大书。全书近六十万字，仅是徐迟的回忆录的前半部分，即1914至1954年间的经历。整个回忆录全部写完，总字数将会超过一百万字。它所涉及的历史，正好是整个20世纪的进程；它所写到的人物，牵涉各界，仅开国以前，就写到了有名有姓的四百多人了，可见规模之宏大。
徐迟这一代作家，是整个20世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战争、自由、爱情、革命、解放、和平、建设、动荡、浩劫、反思……在这漫长、起伏的时代潮汐和历史长河之中，徐迟也自有他的幻想与幻灭，以及再幻想和再幻灭……到了晚年，当他拿起笔来，回眸自己背后的时光，他自然就拥有了一切旁观者和后来人都不可能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我以为，徐迟的《我的文学生涯》，也是一部“诗与真”的书，诗人的激情和史述的真实兼而有之。
“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把它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的任务。”徐迟在追忆历史时，首先也遇到了歌德所说的“真”的问题。
在动笔写《我的文学生涯》之前，他曾和提倡“说真话”，主张“把心交给读者”的巴金老人谈过一次话。当时巴金就说到了，写回忆录能否做到坦率诚实？能不能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无所不言？徐迟最后是接受了《忏悔录》的写法，并认定，写作这部《我的文学生涯》，也是他所做过的不少事情的“最后的忏悔机会”了。他说：“既然写了，何必扭捏？如果这回忆录的良机还不好好利用一回，来清洗自己，那就是永远的遗恨。”文心昭然之后，即付诸行动。“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忏悔录》的'这句话，实在也可以印在《我的文学生涯》首页上。
然而，这部书也成了徐迟留下的两个未完成的文学工程之一。一是《荷马史诗》的诗体翻译；另一个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后半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二三十年代走过来的作家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摇头，自叹才尽，无法效命而停笔，过早地终止了各自的创作生命。但也有一些作家，似乎克服了“异化”，在痛苦与困惑中走出了高尔基笔下的那个克里·萨木金式的自我天地，很快投入了新的时代当中。徐迟当属后一类作家。
他这样说过，面对克里·萨木金这面“镜子”，他曾经觉得，自己“也是掉在新中国里的一个魔影”。他为此也极其困惑过。但是最终，他还是“十分认真地通过了三四年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它，最后费尽了心血，终于使我的个人与社会、个性和共性，越来越靠近，直至后来两者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大体上达到了统一，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活力，取得了稍稍的心安理得和较好的成效”。
徐迟先生把他的这种迷惘与犹疑，坦白地披露在这个“续集”的开端：“我现在只好叹叹气，对你们说：我只是一个幻梦家而已！而如今我的幻梦全幻灭了。幻梦！幻灭？是这样吗？”他追问自己。虽然他是多么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然而他却不能不承认了：“是这样的！是的，你们也许还不信，我的幻梦是真的幻灭了。”他还写道，当他写着这个回忆录的时刻，“我还清楚地想起，并清楚地看到我自己在那种依稀的蒙昧时代的得意洋洋的、磅礴浩荡的情绪。多么大的一个幻梦啊！随着是多么悲哀的一个幻灭！”也许，正是这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沉重的迷惘感，才是徐迟后半部分回忆录再也不能继续写下去的真正原因。
东苕溪出天目山之阳；西苕溪出天目山之阴。二溪会合于湖州，就改称苕霅(zhà)溪。这苕霅溪水，淙淙地流过天目山的余脉，然后循山流下，注入了三万六千顷广袤的太湖。太湖之南的杭嘉湖平原，既是鱼米之乡，也是享誉全球的蚕丝织成的锦绣天堂。
徐迟的家乡，美丽的江南小镇南浔，就在这湖州境内。它是湖州的明珠，人称“钜富之镇”，其显宦巨富多如牛毛。而堆金积玉之中也不失书卷之气，名闻全国的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就坐落在南浔镇上。更迷人的是小镇的山色水韵。山因水而明亮，水出林而纯洁。水中星月，小楼人家；桥影似虹，船舶如梭；无处不透亮，何处不生辉！何等的文采风流，都在这苕霅溪山水的倒影之中。难怪徐迟要像串起一串珍珠似的，连用六十多个“水晶晶”的形容词，来夸赞家乡小镇的稀世之美。
这里有水晶晶的水:水晶晶的太空，水晶晶的日月，水晶晶的星晨，水晶晶的朝云，水晶晶的暮雨，水晶晶的田野，水晶晶的寺院，水晶晶的宝塔，水晶晶的天主堂，水晶晶的耶稣堂，水晶晶的水风车，水晶晶的水车，水晶晶的池塘，水晶晶的水网，水晶晶的荇藻，水晶晶的春草，水晶晶的垂柳，水晶晶的菏叶珠子，水晶晶的竹径，水晶晶的桑树园。水晶晶的蚕虫。水晶晶的油菜花。水晶晶的稻田，水晶晶的紫云英，水晶晶的稻香村，水晶晶的积谷仓，水晶晶的小岛，水晶晶的琼楼，水晶晶的玉宇，.水晶晶的山庄.水晶晶的藤萝架，水晶晶的九曲桥，水晶晶的太湖石，水晶晶的雨巷，水晶晶的长街，水晶晶的绸缎店，水晶晶的歌榭。水晶晶的酒肆.水晶晶的野荸荠，水晶晶的水晶糕，水晶晶的桔红糕，水晶晶的灯火。水晶晶的炊烟，水晶晶的纺车，水晶品的织梭。水品晶的脚丫船，水晶晶的渔舟，水晶晶的烟波，水晶晶的野鸭，水晶晶的自鹭鸶，水晶晶的少女，水晶晶的老者，水晶晶的婴儿。水晶易的心，水晶晶的梦.水晶晶的爱，水晶晶的铁环，水晶晶的陀螺，水晶晶的童年，水晶晶的灵魂，水品晶的生命，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这是，呵!这是我的水晶晶的家乡!
1914年10月15日，徐迟就出生在这小镇上的一个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教育实业家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曾在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祖父也是一时乡贤俊彦，并有诗才，著有《植八杉斋诗话》和《玉台诗稿》等著作；他的父亲徐益彬(又署“一冰”)先生，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大森体操学校，追随过孙中山，接受过空想*思想，归国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现代体操学校和第一份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徐迟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以及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浔小镇上度过的。
他的生命之船，是从江南小镇启航，经过了漫长曲折的人生之旅，而到达了那波澜壮阔的海洋的。《我的文学生涯》所写的，就是徐迟回首话沧桑，追忆自己由出生到成长以至成熟的过程。把这样的一部回忆录，命名为《我的文学生涯》，其用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江南小镇是他生命的起点，是养育了他的家乡，是他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栖居地，而更重要的是，在江南小镇上，他度过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的“发展时期”，江南小镇是他的灵魂的归宿，生命中的忧伤而甜蜜的情结。离开，回归，又离开，再回归……小镇上的苦难与欢乐，兴盛与落寞，总是和外面的世界风云的变幻连在一起的。作家终究也逃离不了自己心灵上的故乡。——这也使我想到福克纳和他的家乡小镇奥克斯福德镇的关系。要研究福克纳，岂能绕开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所生活过的这个密西西比州的“像邮票一样大的”南方小镇。
且让我们举出几个“真”的事例来见识见识。
譬如对刘呐鸥、穆时英等曾经被列入“贰臣传”的作家，很久以来已无人挂齿，许多属于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也避之惟恐不及。然而徐迟却直言不讳地谈到：“1934年的上半年，……我不时地到上海去，拜访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和当时最出风头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我对新感觉派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点儿着迷。”(《我的文学生涯》第三部第七章)同时徐迟还说道，“(刘呐鸥的)《都会风景线》实在是别树一帜，开一代之新风尚的好作品。”
徐迟还就势分析道，正如黑婴等等，是一半儿模仿、一半儿抄袭，可以说，都是得之于穆时英，而穆时英实际上却是得之于刘呐鸥的，而刘呐鸥又是得之于日本小说家横光利一的，而横光利一也受有法国小说家保利·穆杭的一些影响。日本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原也是新感觉派，可见新感觉派也还出了有成就的作家的。不应一笔抹杀的。徐迟最后毫不讳饰地说：“那时我也尝试过写新感觉派的散文，在《妇人画报》上发的散文就有点这个味儿。不过我没有写出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新感觉派作品。到了我的晚年时期，我才写出了一些有点儿影响的作品，其中我是用了一些新感觉派手法的。”
这样秉笔直言，绝不是为了标榜门户，而是告诉了文学史家一点真实的情况：三十年代初期的徐迟，正是一个现代派、唯美主义乃至新感觉派都沾得上了一点边儿的文学青年。
再如他对同时代一些人物的臧否。写到孙大雨这位“新月”诗人、莎翁戏剧翻译家时，徐迟一点也不隐晦自己对孙的观感：“孙大雨……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其为人也，实在骄傲得过分。他目中无人，只他自己才是天下第一。他是莎士比亚专家，译的一部《黎琊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正文的译文，下册是注释。这下册旁征博引，很有一番真功夫，是只有学院派皓首穷经才能写出的。”然而也正是这位孙大雨先生，四十年代由香港飞重庆时，“他穿了一件特制的长袍，其大无比，装满了他要带到山城去出售的各种大小商品，因为飞机上不收旅客载重量的运费的。他带得实在太多了，那副滑稽的样子引起了机场上所有人的笑话。他却岸然不经为意，用漂亮的英语和海关人员申辩。……后来他到了重庆，果然赚了不少钱。”徐迟接着议论道，“可惜他这么一个出色的莎士比亚专家，虽然自命不凡，实在也庸俗得出奇。但既然他还是有点学问的，我也还是在他的学问上对他很尊敬的。他的可笑之处还只能算是小节了吧。”(第四部第十八章)
不避名人、尊者之讳而如实写来，使读者从真实的历史中咀嚼出一丝苦味。倘是豁达的智者，看到这里说不定也会莞尔而笑。
又如对袁水拍这个人，徐迟的书中多次写到过他，“解剖”过他。他是徐迟四十年代在香港结识的好友之一。他和徐迟、冯亦代三人自称为“三剑客”，友谊之深，可想而知。四十年代初，袁水拍已先于徐迟进入了由乔冠华作辅导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可以说，袁是“三剑客”中最早靠近马克思主义的人，接着他就想帮助引导徐迟。然而徐迟却不能不坦率地回忆说：“他曾想帮助我，但不得法。他没有能得到我的心。”其原因是，“他像推销什么商品似的把那些书塞给我，他只能是一个很不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推销员。”结果呢，“本来我给予郁风的崇敬之心，应该是给他的。但我给了郁风了。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人也关心着我，并指点过人们怎么来帮助我的，当然就是乔冠华了。”
徐迟在这里坦然承认，那真正引导他进入了被他称为“奥伏赫变”似的“觉醒”的人，是女画家郁风和乔冠华，而不是那写过《悲歌赠徐迟》的诗篇的好友袁水拍。“不可思议的，在此地完成，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徐迟说，“我奉此为我的新生的铭言。”(第四部第十三、十四章)
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当年的“三剑客”之一的冯亦代在读了《江南小镇》的部分章节后给徐迟写信道：“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整个儿身心，暴露在读者的面前。……祝贺你，为你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下了一个侧面的塑像。”(1994年4月致徐迟的信)老作家李乔在读了《我的文学生涯》之后，也由衷地说道：“您为自传或回忆录这项创作开拓了一个新天地。我读书不多，看过的这一类作品大都有一个模式，只写好，不写坏，偶有涉及他人之处也很简略。'为长者讳’，竟讳得什么也没有了，干巴巴的，只有几根无味的骨头，缺乏时代风味，缺乏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这样的作品很感索然。《我的文学生涯》突破了这框框，再现时代风云，再现过去的生活，'我’的一切便真实可信了，有动人感，立体感，史诗感。”(1991年7月21日致徐迟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