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刘铁芳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在两次学术年会上见过他，朴素中有一种睿智，谦和中有一种坚持。
刘铁芳，生长在一个贫困的乡村，小学就读的学校是用泥土筑起来的，师范三年毕业后到乡村教书，几年后进入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从这一简历中可以看出，他无疑是一个“爱学之人”。在《守望教育》一书他说道：“我所梦想的境界就是能在四壁书橱之中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与此同时，又能时刻把心灵的触角伸向人间社会的冷暖，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
所谓“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依笔者之见，就是对教育的复杂性保持一种敬畏，同时对教育的应然状态怀有一种诗意的期待和浪漫怀想;所谓“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就是以敬畏和诗意的心境去守望教育，并凭着自己的教育良知和道德、凭着理性的批判和必要的反思去表态。
有人说，教育的复杂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在这一点上，只有爱情和幸福之类的话题可以与之媲美。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巨系统，任何一个人都处在“无知”的境地，我们所应做的就是“保持我们自身理智的清醒，对我们的已知保持一份谦逊，对我们的未知抱有一种敬畏，对我们探索未知的意愿，拥有一份理性的克制，不至于出现一种理性的自负”。
我们的理性不是万能的，而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简单。然而，现实中总有“教育真理的代言人”出现，甚至在教育领域之外的人，只要自己上过学，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教育问题指手划脚。刘教授在书中指出了这种“理性的自负”的根源：“什么都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宣称能说清楚，把教育的世界变成一个毫无迷魅的世界，对于教育生活缺少一份必要的敬畏之心，这其中隐含的乃是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技术主义”，就是要寻求“规律”，追求“模式”。当下，“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一句“时髦”用语，总认为教育存在着一种能提示育人本质的`确定的“规律”，只要找到了规律，按照规律的操作程序去执行，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教育领域也有了“造星运动”，名校办学模式和名师教案成为模仿和学习的重点，不少老师就此成了“熟练操作工”，执行着专家、大纲、教参、教科书、名师的旨意，而自我的思想却在教育世界中缺席。这就是“理性的自负”的代价。
如果下次再遇到坐而论道、对教育侃侃而谈者，在接受或批判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可以先仔细品味一下刘铁芳教授这段话：“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
教育是富有诗意和理想的事业，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教育情怀，有一种“乌托邦”情结，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勒出一种“绝对”的“好教育”。也许，这种“好教育”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教育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地耗费生命。
“绝对”的“好教育”在哪里?刘教授提出：“从柏拉图到杜威，从孔子到蔡元培，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但现实总是现实，总是匮乏的事实……但我们相信它们‘在’，‘恒在’，在我们坚定的信念之中。”
教育事业之所以富有诗意，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点燃另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体会和思考是不能缺席的，我们要时时追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究竟为什么教?……否则，教育就毫无诗意可言，只能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学生就成为“工作的对象”。
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起 刘铁芳 教授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恍然的感动，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执著守望着心中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需要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开拓者，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这个世界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背后，寻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题之域，在无言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他们可能常常被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依然在寂寞中执著地思索。他们同样是可敬的!”
身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的刘铁芳先生，与一般的高校教育学者相比，更加关注中小学教育，熟悉中小学教育，对中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因而《守望教育》中的不少篇章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守望教育》的第一个特点，是其字里行间洋溢着温暖的“人间情怀”。作者十分推重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其《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倡导的学术作风：“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研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在作者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在搞好专业研究的同时，必须关注社会现实，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用自己的良知和道德“表态”。于是，作者将自己深邃的目光、纯净的心灵，交付于众说纷纭的教育。在《一位“爱教育者”的“人间情怀”(代跋)》中，作者以一种足以让人动容的真诚来剖析自己的心迹：“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我关注社会底层;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关注历史与现实之中不时涌现出来的他者命运之幸与不幸;作为一个在20 世纪后期出生长大的个人，我特别关注20 世纪里无数在封建与反封建、自由与专制、启蒙与救亡、个体尊严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辗转反侧”，“只是因为，我对他人当下存在或曾经存在的命运的关注与体验，构成了我自己的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我必须言说，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我生命之中的牵扯与疼痛。这个我每天生活其中的世界是我的生命得以可能的惟一的世界，是滋养我生命成长的永久的摇篮，我没有理由不关切我身处其中的世界，关注并且爱这个世界中与我相遇的人们。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伟大，而是因为我与周遭世界的交往构成了我生命存在的真实内涵。”这样的文字，让人分明读出：作为一名研究教育的学者，作者也许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环境、影响芸芸众生的悲欢，但他愿意以自己的良知和赤诚，去“言说”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关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这样的“人间情怀”，既使作者一往情深地为教育呐喊、挥汗、流泪并幸福，也使读者对《守望教育》心向往之。
《守望教育》的第二个特点，是其内容的丰富性和见解的独到性。 刘铁芳 先生怀着对教育的满腔深情，把敏锐的目光投向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教育学日益成为显学，教育问题逐步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时，他始终坚持着个人独到的问题关注，关注当代教育被遮蔽的人文情怀，比如儿童教育、乡村教育、道德教育、教师成长和人文幽思社会弱势群体，比如远离故事的教育等。林林总总的教育学话语，往往研究者自身被排除在话语之外，话语中间看不出研究内容与个人的实际性关涉。社会底层出身的 刘铁芳 教授习惯于一种低调的言说姿态，总是从个人的切身经历或感受入手，他始终都是以一种局内人——而非把自己排除在言说对象之外，“隔岸观火”——的姿态来面对复杂的教育世界，面对我们的教育赖以生长的社会，把“自己也烧在这里面”，真情实感油然而出。
作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强调“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并以此作为让学生“听话”的秘诀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这样的教育指导思想违背教育为了“人的发展”的宗旨，不利于学生个性的、活泼的成长。这充分体现作者争鸣的勇气、学术的个性和见解的独立。 作者认为，教育问题无处不在。当人们为著名健身操教练马华的英年早逝而叹惋不已时，作者却看出了马华之死的背后问题：“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健美的马华留住了马华的健美，却没有留住马华本身”，“世界上最长寿的高加索人讲究粗茶淡饭，他们的脑瓜子装的恐怕不是我们所谓的‘科学’，不过是他们舒心乐意的习惯而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个‘幻象’的‘健康’一旦以过强的暗示加诸个人，本身就可能越出健康的轨道”。教育，正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如果仅仅以所谓的“科学”条框来规范，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想起刘胡兰》中，作者对几十年来一直将刘胡兰的故事编入小学生课本的做法提出批判：“社会已发展到了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给予我们的天真活泼的小孩子们以何种品性的教育?如果说刘胡兰以稚幼的肩膀担当神圣的革命价值是出于特殊的时代，可为什么我们一直还在比刘胡兰还小的孩子心灵里不断传诵着刘胡兰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什么我们的身边不时会出现小英雄不断以血来洗刷我们成人世界的眼睛呢?”，这样的批判似乎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又有谁能否认作者思考的深刻、呐喊的至诚呢?
《守望教育》的第三个特点，是其文笔不像一般教育著作文笔的生涩和艰深，显得平和宁静、灵动流畅和诗意盎然。
在《行走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一辑的篇前语中，作者写道：“且让我们一道在树下坐一会儿，让我们共同享受此刻的宁静与自由，倾听心灵深处细微的震颤。让我们心系教育生活的同时，多一点平凡和朴实，多一点清醒和自觉，让教育生活成为师生心灵自由徜徉、共同依恋之乡。”这样的文字，让平和从容状态下的教育深情、教育哲思，在人们宁静的心灵里汩汩流淌……
在《远离故事的教育》中，作者深情回忆儿时听大人讲故事的情景：“(各类故事)连同冬夜的柴火、夏夜的星光、秋夜的清凉，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之中。有故事陪伴的童年，虽然贫穷，但不寂寞。童年的生命时光在故事的记忆中依稀存留，在回望中鲜活如旧，带给我绵绵不绝的生命暖意。”读这样的文字，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读这样的教育著作，有如轻风拂面、甘露润喉，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这是《守望教育》的魅力，也是刘铁芳先生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