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标题，南渡北归这本书，因某些原因只是略读，但依然有不少感触。从此看出凡刘老推荐的无不是好书，奈何时间紧迫，无法细读，只能日后慢慢品味。可能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当我们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第一个感想便是这本书好难读。许多关于大师的琐事基本上都一一的展现在这本书上。让人应接不暇，如此繁多的细节铺天盖地地捐过来，的确让人喘不过气。
但当我略读完第一本后，又翻过来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一切却又似乎明澈了起来。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清华的四大导师，鲁迅一派与胡适一派的纷争，西南联合大学的出现。无不是这个时代才会出现的事件。这本书总体的时间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文中讲了许多在这个时期各个大师做的事情以及贡献，但我发现当作者再讲关于大师们的学位时却鲜有人是真正的“海龟”，许多大师在出国留学时都没有拿到学位，不是说大师们拿不到，而是大师们根本没有时间或者那个心思。
很多大师出国留学只是为了知识，学到了知识便又去学其他的，所以很少有人拿得住学位，并不是说大师们半途而废，只是因为他们想更早的回到祖国加以报效，所以花了更少的时间将国外的知识学到手，仅此而已。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很多人也许不理解，不是还有句话吗？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人比一代人强，怎么会没有大师呢？其实这句话很容易理解，所谓”大师”是指这个时代特有的人物，他们是必须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才会出现的伟大人物，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也有我们这一代的大师，但是那些大师他们活在过去，给过去的人们乃至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连现在都有它们的影响。谁敢说自己的语文课本上没有鲁迅先生的足迹，谁敢说北大的校园没有蔡元培老先生，依然会有现在的辉煌？都不可能，他们是那一个时代的大师，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大师，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全景了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慢慢读来，不知不觉被大师的情怀所感动。
各大院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对梁思成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二人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潜入清华园，抢救出这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赵忠尧把盛满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奔向长沙。他一路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破衣褴褛，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如乞丐般到达临时大学办事处时，梅贻琦校长热泪盈眶……这是怎样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这是怎样的理念。
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被他们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患病的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撰写并绘制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奥秘和成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怎样的坚守。
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梁思永，肋膜炎病愈不久，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出现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有时详细地指点助理员去做，有时甚至下坑亲自动手。晚上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人员谈论当天发觉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有时整理当天出土品……常常忙碌到深夜。这是怎样的敬业。
68天的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不走小道捷径，沿着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这是怎样的言传身教。
这样的大师在书中比比皆是，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虽去，情怀永在。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笔于大陆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20年，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读别人的人生，写自己的感悟。看到大部队都读完了《南渡北归》，我很汗颜，并没有读完，才到第六章。
看来我暑假时间利用率有点低，不给自己找借口。虽然只是阅读到第六章，感受还是深刻的。阅读《南渡北归》让我对民国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也对那时候的伟人有了更仰慕的敬意；更对那时候的苦难有了更醍醐灌顶的痛和悟。拥有和平年代的我们，该何去何从，该为自己和社会做些什么。先辈们用血泪打造给我们的和平安稳社会，我们该怎么珍惜并也做出些什么。
常常为文学大师的思想震撼，到底是怎样的情怀才可以不顾自己个人而为大家，为后代留下什么。
伟人和凡人的不同，因为他们的思想境界不同；而伟人又和凡人相同生活的爱恨情仇，又多了份真实感。他们也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不合，也会因为性格不合而不来往。但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为国家而奋斗！
文学大师诸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傅斯年，胡适，蔡元培等。他们的思想真的是永垂不朽。梁启超的育儿观让我记忆深刻。西南联大迁移的难和保护文化遗产而牺牲的伟人都让人敬佩不已。我已无话可说，文字言语都太无力，表达不出那时候的难。
觉得自己太渺小了，感受也很浅薄。我只能表达对那时候付出生命牺牲小家而成全国家的敬意，而让自己对民族有更高的敬意，民族毅力永传承，平时个人生活的挫折困难算得了什么，简直渺小至极！
感受也只能到这，我的阅读分不及格！我没有阅读完暑期任务，后期时间利用率应该提高了。《南渡北归》我连一半都没读完，要赶紧迎头赶超了，否则新书又开始阅读了。
加入组织阅读还真是特好，没完成也如学生般，羞愧不已，也会警醒自己，下次要加速了。拖延只会让自己吃亏。九月份两本书要一起开读完成。
关于民国，我最先了解的资料应该是年幼时的电视剧，对民国的印象也很刻板：衣香鬓影与纸醉金迷；军阀与戏子。短见。
后来再看民国，印象最深的是文人。与我的理解，民国是一个宗师辈出的时代，“宗师”而非“人才”。似乎民国的文人总有一些特殊气质。我想最典型的是西南联大。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理想的学校啊。纵使外界炮火连天，校内的师生们仍然全身心的奉献于知识。看过汪曾祺的散文集《跑警报》里面的内容生动有趣中又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可以在炮火中，淡定的学习，而如今的我们却连上课安静有时都很难做到。
我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幕，学生与老师一起在漏水的教室中静坐听雨，多么美好的一幕。那是旧时代的留影。
我对陈寅恪在王国维悼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这也是民国文人的立身要诀。不可否认，民国文人中也有类似于胡兰成者，在中日问题上，由于自己的思想问题，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更多的是类似于章太炎、朱自清等人的清高。
这些文人，日子过的很不好，他们在名缰利锁中闪躲，在枪炮战火中挺身。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却不会感到他们的艰难。他们精神的高大让他们那战火中晦暗不明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闪烁。
我对于文人们的了解是很浅薄的，大多是在一些记录文学中了解。但实际上只有通读他们的作品再结合他们的人生经历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林语堂先生前期作品大多是半文半白，我很难通读，更别说陈寅恪、辜鸿铭等人。我较喜欢的文章还是朱自清、梁实秋、鲁迅等人的散文和小说。
我比较喜欢吃，对民国文人的关于吃的文章也看了很多。大家都说汪曾祺先生关于食物文化写的好，我却更喜欢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从小生活在老北京，家里比较富裕的他对于北京几个阶层的食物都很有一番见解。果然，文学艺术来自于生活。
我是比较羡慕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的，但我又想，若我真的存在于那个时代，却未必有那样的精神在战火中学下去。或许，民国文人们的伟大正在这里。他们身处黑暗，却创造出光明。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学潮，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